阿诺阿布在西南民大的演讲

在西南民大的演讲
阿诺阿布

感谢阿库乌雾院长提供这个与大家交流的机会，由于是临时决定的，没什么准备，大家见谅。

我的发言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这个时代需要诗歌吗？
这个时代需要诗歌吗？这是一个老话题，说得不客气点，这是一个伪话题。我之所以以一个伪话题开头，我是想说，虚假已经深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内部，而不仅仅是诗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诗人在经济浪潮说了算的时代，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化艺术被漠视被边缘化是正常的。世界上哪怕是在最为抒情的历史时期，大部分诗人都只能是文化意义上的弱者。大家也许还记得，几年前，南方的一些诗人在广州做了一个用“诗歌污染城市”的行为，具体做法是他们将一些诗句喷涂在公共汽车、候车室、人行天桥等公共建筑上。无论我们对诗歌和诗人抱以什么样的态度，这个行为折射出铺天盖地的诗歌已经深层次地介入并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北京一个专事出版的朋友告诉我，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六百个诗人出版诗歌集。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我们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窥视到这个数字背后的诗歌面孔。
诗歌作为文学中最为高雅的表现形式，一旦走入广泛的生活空间，为什么会出现“污染城市”这样的尴尬？这种尴尬，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唐朝，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水井处都在传唱“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三变时代？甚至更为煽情的八十年代？其背后的逻辑和真像，每一个诗人都应该警醒和反思。民间有一种说法，历史上出现一个诗人，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幸，你的隔壁住着一个诗人，那可是一个笑话。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个时代旬不需要诗歌的。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充满了太多讨乖卖巧的东西。你在地铁里，在飞机上，甚至上流动公厕里，都能看到别人精心准备的具有非常实际意义的诗歌文字。世界走到今天，原来它是平面的，它根本不需要你钻到事物的背面去探索去思考就能让你唾手可得生物意义上的幸福。
纪伯伦曾经说过，“我们走得太远，以至我们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成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事实上，我们说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悠久，我们明确指的是其文化的悠久。在历史上的成都，那些富可敌国权倾朝野的巨贾政客早已烟消云散，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掏心掏肺的怀念被整整一个唐朝所抛弃的杜甫，我们仍然为他当年的穷困潦倒在买单。在今天的成都，阿库乌雾的《招魂》，李亚伟的《中文系》，杨黎的所有废话全部加在一起，也没有一个富二代对鲍鱼和保时捷之类的消费有意义。人类普遍只关心和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尤其在物质是硬道理的年代，大多数人不是走得太远才忘记出发，而是一上路就把为什么出发忘记了。但是，如果我们退缩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来反观今天的成都，成都所有的燕窝鱼翅，所有的香车宝马，所有的富一代和富二代，通通加起来，也抵不上阿库乌雾略带嘶呀的朗诵，也抵不上你们火塘文学社在昏暗的过道里扔掉的一张废纸。当然也抵不上我的喋喋不休，也抵不上窗子边那个同学的若有所思或者不以为然。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看得远一点，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成都，我们宁愿它少一些百万富翁而不愿它少一个诗人。

第二个部分，我们为什么写诗歌。
同样是在几年前的盘峰诗会上，诗人们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争得面红耳赤。短短几年时间，他们当年撕心裂肺的争论已经沦为一场争夺话语权的滑稽戏。诗歌从产生发展到今天，各种流派各种体例的诗歌都有人偿试，从非非，到废话，到下半身到梨花到裸体，诗歌成了一种手段成了一种文质斌斌的圈套。我们彝族有句俗话：养猪三年成慢汉，钓鱼三年成呆子。这句话似乎也适合一大部分诗歌写作者。他们异乎寻常地将自己太当一回事的同时，他们模糊了诗歌固有的本质，或者说他们降低了诗歌应有的高度。
在我看来，诗歌只有两类，一类是写得自然的诗歌，一类是写得理性的诗歌。关于第一类，我乐意拿阿库乌雾的《招魂》为例。
“引文”
《招魂》一诗，在座的各位都不陌生，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它的诉说，它的暗示，其实完全被弱化。我们只感觉得到一种呼啸，一种倾泻，一种势不可挡的到达。它的语句也许显得粗糙，但正是这种不事雕作的语速里面包裹着排山倒海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所有的技巧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认为。用哪一种态度生活，就会产生哪一类诗歌。我第一次读到《招魂》是三年前在北京过彝族年的时候，因为要做《彝人传奇》，我有意识调整了自己的阅读方向，一时间，彝族作家诗人的作品几乎海量进入我的视野。当时我还在一家诗歌刊物做编辑，可是我对诗歌的阅读，常常是在茶余饭后的零碎时间。当代诗人们组织了太多迷幻的词语，太多错乱的意象，太多聪明有余而情感不足的诗行，我们往往看得见一个恃才傲物的诗人，看得见一个哼哼唧唧的骂骂咧咧的诗人，但是我们很难看到作为一个时代参与者的干净的情感介入，也很难看到一个旁观者应该具备的纯粹的独立性。他们一写爱情，要吗热恋要吗失恋，一写到现实生活，要吗是导师，要吗是多余人。与这种现象相比，《招魂》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反叛性。这也是诗歌铺天盖地的今天我们仍然还要写作诗歌的原因。

提问一：诗人自杀是精神家园的皈依还是破灭？
答：自杀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排除政治等因素，自杀仍然是徘徊在诗人们身边最为频繁的幽灵。自从有诗人以来，自杀的钟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我没有自杀的经验，甚至没有自杀的念头，很难从精神层面把握自杀，但是如果将之归结为精神家园的皈依或者是破灭，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因为死亡绝大多数情况只代表终结而不是皈依，死亡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们认定一种精神指向，当然有诸多表达方式。发表宣言是一种，放弃主张是一种，出家当和尚做尼姑是一种，自杀也是一种。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些先行者，都需要一些旁观者，都需要一些叛离者。说白了，自杀只不过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它和生命本身的关系并不大。一个人对生命的眷念或厌倦，是不能用活着或者死去来衡量和总结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和生理层面的东西划等号，对于一个人所追求的精神家园，身体不能说明什么。
提问二：你心目中的知识分子。
答：上个月在云南大学参加世界人类学大会，我在发言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这个问题。人们平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好像就是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其实这与真正的知识分子相差甚远。谁都知道，社会上头头是道的软骨头和阿飞多的是。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我本人趋同于以下的界定：第一，他必须是社会的良心；第二，他必须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一个人从出生到一百岁，读遍唐诗宋词，完全掌握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可以办得到的，他是一个学富五车之人，是一个博学家，但他和知识分子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他接受并掌握了社会生活，但他一直是站在岸上的，并没有介入和干预社会生活。台湾的许倬云先生有一本专门论述中国的“士”的书，有兴趣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过去的“士”是一脉相承却又有新的含义。对现有社会价值观念以及现实社会的批判，是今天我们所承认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表征。批判不等同于简单的反对，也不就是所谓的反叛。它是更高层次的认知。是人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的自我觉醒。许多名满天下的教授，许多在电视上滔滔不绝的学者，他们只是一个文化人，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们所必须分清楚的。
刚刚去世的纪羡林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学问家，他是不是知识分子，还很难说。至于纪先生以降的大多数大家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通往知识分子殿堂的路上，我敢保证绝对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只是一种话语方式，一种知识体系的熟练工而不是知识分子。一个社会没有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下种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