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彝汉英大词典》出版访谈

      近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彝汉英大词典》由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组织编纂、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值此之际，贵州教育报专访词典编撰专家学者及审稿专家，听他们分享十年打磨的幕后体悟。
      这部近100万字的辞书，收录正文词条及附例词超2万条，创新采用“彝文—汉文—英文”三语对照模式，突破传统辞书局限，首次实现彝族语言与英语世界的系统衔接。词典标注四个土语五个音点读音，内容源自彝文古籍与常用词汇，覆盖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既呈现语言当下面貌，也追溯其历史演变轨迹。
      作为民族语言资源系统化整理的重要成果，《彝汉英大词典》不仅为语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提供第一手语料，更是促进民族团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文明交流互鉴的有力载体。

      记者：禄老，祝贺咱们《彝汉英大词典》的出版发行！此书耗时十年，在策划、编写上肯定花了很大心血，作为此书的主编，请您介绍一下词典的编撰历程？

      《彝汉英大词典》主编禄文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彝族聚居区长期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再加上彝文经典的传承绝大多数是口传手抄。因此，在传承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异体字。据专家统计，收藏于滇川黔桂各类彝文古籍中的传统彝文总共有8万多个，这给彝文古籍的整理翻译、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等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一方面，彝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彝语正在快速流失，许多古语词汇已经鲜有人知，甚至人们在日常交流中使用的彝语，其语法结构也在逐步趋同于汉语语法。彝族文化的传承已面临与现实逐渐脱钩，现代人无法有效识读彝文古籍经典的隐忧。
      鉴于此，为便于国内外彝族文化爱好者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促进彝族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建设，抢救、保护、传承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经省民宗委党组研究同意，决定编撰出版《彝汉英大词典》。这个重任毫无悬念地落在贵州省彝学研究会的肩上。
      2015年初，时任贵州省彝学研究会会长的我，接受了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撰《彝汉英大词典》的任务。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工程，规模大，涉及学科多，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当时已八十三岁高龄的我，面对这样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项目，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传承文明的责任感，让我这个八旬老人兴奋不已。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有两个条件是我们的底气，一是民宗委的编写经费充足；二是有一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培养出来的壮年专业彝学人才。
      接受任务后，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先后召开了两次专题会议，专门研究《彝汉英大词典》这个重大项目谁来牵头？谁来编？怎么编？会上专家们众说纷纭，但还是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思路。
      同年国庆小聚时，我遇到了贵州民族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光明同志。交流中，他对这个项目的整体把控，编写思路，编写团队的组织构架等的想法让我耳目一新。岁末，他向省彝学会提交了《彝汉英大词典编写大纲》《彝汉英大词典编写方案》两个文稿。经省彝学会讨论研究，肯定了这两个文稿的可行性，认为陈光明同志是组织实施这个项目的不二人选，学会研究决定由我负责项目的统筹协调、督促推进、经费使用的审核审批；由陈光明同志组建编写班子，负责具体指导和项目推进。

      记者：陈老师，您好！您是《彝汉英大词典》的执行主编，相信在此书的编写过程中付出了很多艰辛。请您介绍一下《彝汉英大词典》编写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彝汉英大词典》执行主编陈光明：经过两个月的筹备，2016年3月初，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贵州省彝学研究会联合召开了《彝汉英大词典》编写工作启动会，会议通过了《彝汉英大词典》编写班底，并颁发了聘书。随着编写工作的推进和细化，增加了副主编、通纂人、总纂人、英文翻译、英文审定等，但班底一直没有增添上述人员。
      《彝汉英大词典》从2016年3月启动编撰，至2024年结题送交出版社，到2026年出版，前后经历十年时间，这期间我们前后召开了五次编务推进会，抓进度、提质量、总结经验、交流心得。最后一次总纂会战，集中五位专家在贵阳攻坚一个半月，对统纂稿逐条梳理，做了大量增、删、改工作，使《彝汉英大词典》臻于完善。项目大功告成，我很心乐意满。
      尽管编纂者付出了艰辛劳动，十年来几易其稿，终得付梓，但作为工具书，只能在使用中逐步完善。不足之处，留给后辈专家补缺吧！

      记者：龙老师，您好！您认为《彝汉英大词典》的出版，对今后彝学的传承、传播有哪些重要意义？

      编纂专家龙正清：六七十年代后的年轻人，启蒙母语是彝语，识文认字是汉语教学，日常生活中的彝语表达半彝半汉，背不上几首祖先留下的诗文，捧起古彝文史诗，认字不认意，理不清自家祖籍姓氏源头与历史脉络。研究彝族历史和文化的专家学者，都喜欢引用口传的音译字，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古彝人的历史唯物辩证哲学理论。
      时下，我们的文化断代越来越突出，现在会彝语的人急遽变少，甚至有些寨子没有一个年轻人会彝语，这是我们尤其担心的问题。我们要了解彝族文化，首先得了解彝族的天文历法，彝族历史等。在词典的编纂当中，由于我们对很多古语词没有深入的了解，在解释上有些词没有进行深度阐释，这是比较遗憾的。在编纂过程中，参编专家进度不一致，这些都导致“大词典”编纂时间较长的主要原因。鉴于这些问题，我们通过多次编务推进会，及时沟通存在的问题，让各参编专家及时改进工作方式。通过大家的通力合作，“大词典”于2022年通过结项验收，并于今年顺利出版。
      十年奋楫，我们能够编写出版《彝汉英大词典》，不但解除了很难读懂古彝文献诗律的忧心如焚问题，而且随着汉、英文的盛世潮流，带动着彝文词典，向世界人类迈进了稳健的一步，名分非同一般，值得可喜可贺。

      记者：柳老师、陈老师、袁老师，你们好！作为参编专家，你们对《彝汉英大词典》的出版，有哪些感想要和大家分享？

      编纂专家柳远超：《彝汉英大词典》的出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在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省民宗委，特别是省民宗委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同时感谢所有参编专家和后期参与的年轻人，以及贵州民族出版社的仔细编辑出版，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就没有这么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图书的出版。
      
      编纂专家陈宗玉：执行主编陈光明老师，十年磨一剑，他在前后的操劳虽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但是我们参与者都是有目共睹的。在“大词典”的编写中，有争论、有汗水，凡有付出，均有收获，虽然辛苦，但心里面是甜蜜的。多年的汗水，终于结出硕果，心里难免激动。
      
      编纂专家袁顺华：我进入彝文翻译研究中心的时间比较短，但为了彝文古籍的翻译工作，我只能赶鸭子上架地跟着做，边学边做。在通知参加编写《彝汉英大词典》后，我在驻村的两年中，都在挑灯夜战，在最后攻坚时间，也参与了总纂的工作。在这十年的时间里，艰辛不必多说，但从中学到的，那是无法用金钱来形容的。我将用所学，继续投入此后的民族古籍整理和民族文化的传承当中。

      记者：王老师，作为知名的彝族女学者，您认为《彝汉英大词典》的核心亮点有哪些？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审稿专家王富慧：这本词典收录了不少彝文古籍里的珍贵词汇，语料特别全，给咱们贵州彝语建了个权威的语音档案；同时首创了彝汉英三语对照的形式，让国外的学者也能准确读懂彝族文化。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给贵阳地区八所高校的彝族学子开公益的民族语言文字培训班，就是盼着能让这些娃娃们懂彝语、认彝文。而这本《彝汉英大词典》，正是孩子们学习路上最需要的工具书。

      通过翻阅《彝汉英大词典》，我认为该词典的核心亮点有以下几点：
      1.语料体系完备，系统收录彝文古籍珍稀词汇与当代彝语鲜活用语，实现古今语料的有机整合。
      2.语音标注精准，对贵州彝族四个土语五个音点进行标准化采录与标注，构建权威的贵州彝语语音档案。
      3.首创三语对照范式，以彝、汉、英三语互释互证，保障彝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4.十年田野深耕结晶，一举破解彝学研究中古今语料脱节、方言缺乏参照、对外译介无据三大核心痛点。
      5.兼具工具价值与学术价值，既是彝学研究的权威工具书，更是彝族文化传承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双向枢纽。

      采访手记

      伏案细读《彝汉英大词典》的访谈记录，字里行间皆是十年光阴沉淀的赤诚。这部近百万字的三语辞书，绝非简单的字词汇编，而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彝族文化抢救战。
      八旬主编禄文斌临危受命，以使命感扛起统筹重任；执行主编陈光明拿出翔实方案，牵头攻坚；参编专家们或驻村挑灯夜战，或在总纂会战中字斟句酌。面对彝语流失、古语阐释难、参编进度不一等难题，他们以一次次编务推进会破局，用通力合作消解分歧。
      从口传手抄的古籍到三语对照的辞书，这部著作不仅填补了彝族语言与英语世界衔接的空白，更承载着守护民族文化根脉的初心。书页轻翻，墨香里藏着的，是一群人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是文明互鉴的温暖注脚。
      原文标题：星轨映三语，十年铸辞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彝汉英大词典》出版访谈（通讯员 文智；贵州教育报记者 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