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呷，火车来了，你听

阿西阿呷

父亲酒量极好，年轻时能喝两斤半的白酒，啤酒则可独自喝完两件。但是今天，他坐在轮椅上，成了一位脑出血偏瘫病人，无法再站立行走，酒，已与他绝缘。

父亲很少喝醉，屈指可数的几次大醉都是因为大喜大悲。他常跟我回忆与母亲的相遇，那是他一生最难忘的事情。他甚至会稍微美化一下相遇时的情景，使之更为浪漫，以至于每次讲述总有些出入，但核心的故事是不变的。

父亲二十二岁那年，去越西县的姑姑家帮忙干活儿。终日砍柴、下地、照顾孩子。姑姑家住在山顶，深山密林，邻里不多，母亲家恰是其中一户。

一日，父亲坐在火塘边生火。母亲来串门，进门便坐到火塘边和姑姑聊起家常。父亲说：“你妈妈太美了，我一见她就喜欢上了她。”我问：“那妈妈呢？”他有些得意：“她自然也喜欢我的 ！”我说：“我不信，一定是你单相思，然后苦苦追求。”父亲却像个没做错事也心虚的孩子般连声说道：“真的真的，我没骗你。”

彝人好酒，男女老少皆饮酒。有客来家，自然少不了酒。父亲与母亲的第一杯酒，是相识的酒。彝人喝酒前往往会论一论各家的家支谱系、远近亲朋，再往上追溯一番，往往就有了不可动摇的亲戚关系。喝酒前的这番议论，是判断喝酒之人是否智慧的依据。母亲极聪颖，父亲也很灵光，两人的杯子碰在一起，如花枝悄放。

母亲那年十七岁，彝人有谚：彝家女子十七嫁。母亲一到十七岁，外公便托人给她做媒。母亲那时还很青涩，却已有远近闻名的美貌，上门提亲者不在少数。外公对比了几家的综合条件，决定将母亲许给山下的一户人家。在传统彝人社会里，婚姻的缔结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的事。男性家长在儿女婚姻中有着绝对话语权，而婚嫁双方很多时候都素昧平生，仅凭媒人口头介绍，见面就决定订婚与否。

父亲遇见母亲时，母亲已有婚约在身。父亲并未退缩，向母亲表达了心意。青涩的母亲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她大起胆子向外公外婆提出了退婚。出人意料，外婆听后当即同意，因她年轻时也曾因不满婚事连夜从夫家逃走，在深山里度过了动魄惊心的几夜，她能理解女儿对爱情的向往，也满心希望女儿幸福。外公脾气暴躁，却独对外婆一人温柔，她说的话，他句句都听。于是，母亲退婚了。退婚的代价不菲，但没有一个人后悔。

父亲1964年出生于喜德县，自小家境贫寒，一日两餐时常不能保障。兄弟姐妹五人，只有他一人坚持读书，其余四人均认为读书不能带来温饱，只有务农才能带来粮食、带来希望。父亲不这样认为，他深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大半生都敬畏书本，敬畏知识。父亲至今难忘小学时因成绩优异，被批准加入少先队，却因无法负担一条五分钱的红领巾被取消资格。父亲自尊心极强，彼时班上同学几乎都能穿上一双流行的胶鞋，他羞于穿草鞋，在严寒冬日将草鞋埋于白雪之中，赤脚上学。回忆过去，父亲总是不愿提起，却又总是提起一事：一个大风凛冽的清晨，他因困意难消，捧起了即将结冰的河水，纵意洗脸。河水在大风中迅速结成一层细薄的霜，父亲的脸僵了，准确地说是瘫了。这一瘫便是近五十年。父亲是爱美的，他对爷爷奶奶拿不出钱给他看病，导致他终身有些面瘫的事耿耿于怀。他是宽容的人，却始终难以原谅此事，后来他原谅了爷爷奶奶，却难以原谅当年那个捧起冰冷河水的自己。

父亲十六岁丧父，从那时起开始独自闯荡。爷爷没给他留下财产与人脉，父亲贫穷且孤零。彝人订婚，男方须向女方父母支付一笔“身价钱”，这是传统。然而，父亲只有年迈的老母和一座破败的土坯房。他决定推迟婚约，约定三年后以隆重聘礼迎母亲入门。三年后，1989年，父亲带着一千元钱再次来到母亲家，兑现了他对母亲的第一个承诺；等待母亲的是一座新盖好的瓦房。父亲说那天他喝得大醉，但从未如此开心。母亲的出现，让他原谅了过去二十余年所有的辛苦与不公。

父亲逐渐走上仕途，当上了干部。母亲不识字，却颇有生意头脑，先是经营了一家小卖部，后又开办了乡上第一家KTV（说是KTV，却也只有一个供众人唱歌跳舞的大厅）。铁道上的叔叔阿姨们常在下班后来此唱上几首，喝上几杯，尽兴而归。如此，我家一跃成了乡上的首富。1997年，我家购进了一台28吋的长虹彩电，这是乡里第一台电视机。大家聚在一起，观看了香港回归。

1999年是父亲生命中幸福的一年，他成了年轻的乡长。1999年同样是父亲生命中痛苦的一年，母亲患上了白血病。父亲迎来人生的新起点，却面临着至爱离开的可能。拿到诊断书的当天，父母亲都没有说太多话，母亲虽不识字，却也从父亲沉重的眼神里明白了一切。回家后，父亲拿出酒，坐在母亲身边，无言地喝了一杯又一杯。父亲说，那天，他感觉一切都完了。

母亲的病情日益恶化，几近瘫痪，父亲用尽一切可以腾出的时间陪伴她，背着她寻医问药。彝人重祭祀，敬鬼神，认为祭祀可以驱除鬼怪，护佑平安。于是，除了问医，父亲还托人请来各地有名的毕摩和苏尼，用牲畜做了无数的祭祀，最大的一次祭仪持续了十一天。父亲太想让母亲留下了，他沉默并坚定地做着一切可能让母亲好起来的事。

母亲是我见过最坚强也最有生命力的人。确诊后不久，死神第一次靠近母亲，她痛苦地抗争了三天，最终活了下来。但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痛苦：容颜老去，半头银发，左手偏瘫。母亲不再光彩照人，脸发黄并开始长斑；一头及地的长发，因左手瘫痪无法打理而剪成男士寸头。弟弟见到母亲，竟不认识她了，哭着要找妈妈。母亲落泪了，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疼痛以外的疼痛。

我的儿时并不欢乐，而是充满了等待。每一次父母出远门求医，就将我们托付给邻居。记得四岁那年的一日，天阴下雨，我睡眼蒙眬地看到他们离开，立即起床追去，却不见他们的踪影。于是我独自跑到铁道旁的屋檐下看雨，在雨中等待火车来临。多年后，我一直记得那场雨，并爱上所有的雨，不是因为雨带来希望，而是因为雨让儿时的我认识到了离别与等待。雨的记忆，伴随了我整整二十年。我在雨中见证火车的来临与远去，目送上面坐着的父亲母亲，始终等待他们的归来。

母亲病后，医药与祭祀带来经济重负，加之母亲病情始终未见好转，父亲变得更加严肃、沉默。一向不抽烟的他开始整包整包地抽，人也开始有些暴躁，但他总是克制，至少在母亲面前，他从不宣泄心中的苦闷。但对我们，他变得空前严厉。长年奔波使父亲身心俱疲，他迫切想要我们长大，他需要有人同他一起分担压力，或者理解他的压力。

我爱读书，父亲总是对此表示赞许。为了得到父亲的赞许，我更加努力地读书。但父亲对我们实在太严厉，也太沉闷，我们从未有过平等的交谈，只有教训与被教训。然而父亲从未对我们动过手，他的教育严厉却富有爱。

唯有一次，父亲对我动怒。那时流行“弹杏核”的游戏，我在学校赢了许多杏核，将其藏在书包里。放学后，我假称写作业，关上房门，独自玩了两个小时。父亲突然开门，我惊慌失措地拢起一地的杏核。父亲二话不说，转身就去拿扫把和撮箕，一边将杏核全数扫入其中，一边对我破口大骂，然后摔门而去。我吓得目瞪口呆，久久不敢出房门。不过父亲只是将杏核扫在撮箕里，并没丢掉，我想他那是不忍心吧。缓过神来，我捡回了杏核，后来还和母亲玩过。父亲看不惯，母亲却还是会叫上他一起玩，父亲玩过两三次，都是极不情愿的。

后来我们搬到县城，住进了新的院子，邻里关系很好。母亲喜欢坐在凉亭里，与大她几十岁的奶奶们交朋友、聊家常、纳鞋垫，等着父亲下班一起回家。父亲在县城工作不久便升职，那是久违的好消息，是父母寒冷生活里难得见到的光束。父亲在厨房告诉了母亲这个消息，母亲欢跃得像个小孩，父亲趁她不注意亲了她的脸颊，这一幕恰被我撞见。我大着胆子起哄，父亲难得露出笑容，对我说：“去去去，机灵鬼。”

病痛带给母亲的不仅是身体的折磨，还有生活中的一些误解，比如去开家长会，她常会被认为是我们的奶奶。为了活着，她还要接受那些令人作呕的民间偏方，比如活吞小青蛙。我们在一个中学操场的水沟里，逮来了四五只幼小的青蛙。母亲在吃之前便开始哽咽，吞下以后，她开始狰狞、崩溃、大哭。她想活下去，可这种代价让她痛苦不堪并且充满屈辱。

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在她病后的第八年。有日清晨，母亲醒来发现自己嘴里有血腥味，之后三天都如此，她有了不好的预感。第四天，母亲开始流鼻血，从早晨八点流到十一点。她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将我们叫到一处。我和弟弟跪在母亲面前，她拉着父亲的手说她不行了，嘱托他好好将我们带大。父亲的脸沉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母亲流着泪望着他，企盼着他的承诺。过了很久，父亲小声挤出几个字：“别说这些。”

父亲带母亲去了成都。半夜回来时，母亲瘫在沙发上，蜷缩着身体，无法说话。父亲告诉我们，母亲只是晕车了，接着走进房间，关上房门。我在门外听父亲打电话，他的语气那么沉肃，字句清晰：“人不行了。”

半夜，母亲的娘家人都到了。外婆当时已经八十岁，硬撑着赶来见自己最爱的小女。大姨很少出村，晕车使她呕血。父亲与舅舅、小姨带着母亲，再次连夜赶赴成都，留下外婆与大姨照顾我与弟弟。

在等待母亲消息的几天里，因为压力过大，十二岁的我迎来了人生初潮。我冷静地处理着，但还是怕被发现。大姨见我连着几天洗衣服，有些疑惑。她来到厕所，见我正用力搓着裤子，水变得微红，才明白我已少女初成。此后两年，我的生理期都没有再来过。

那些日子，我每天与父亲通一次电话，他总告诉我母亲好多了，让我好好上课，不必担心。我听后欣喜万分，充满希望。一日清晨，我推开门去上学，却看见父亲背着将死的母亲艰难地爬着楼梯。我让开门，愣在那里。

母亲最后的日子极为痛苦，我一盆一盆地接着她吐出的胆水。家族的女人们守在房里，摆谈着家长里短，时而传来轻愉的笑声。我沉默地看着母亲，恨极了那些笑声。

连续几夜的照料后，我终于在众人的劝说中选择睡下，不久后被嘈杂的声音吵醒。人群簇拥中，我看见父亲将母亲背在身上，走进客厅，放在沙发上。女人们开始为她梳洗、换装。我咆哮着质问：“为什么要给我妈妈换装？”我拦在母亲面前，试图保护着母亲。一位阿姨小声在我耳边哄道：“你妈妈病了，我们只是给她做一点小‘迷信’（祭祀）。”我听后赶紧退下，在一旁等待着祭仪的举行。然而，大姨放在母亲鼻子底下的手垂下了，她轻轻地说了一句：“没了。”

我扑向母亲，跪在她身边拼命摇她，大哭道：“妈妈，快起来，快起来呀。”“妈妈，求求你，求你别死，求你别死。”母亲躺在那里，一言不发，之前受尽折磨的面容在那一刻却有了解脱的平静。女人们告诉我，不要哭了，母亲已经成了鬼，不会再回来了……

母亲去世，是在元旦前两日。冬日夜里，大风吹过，母亲被置于担架上，高高抬起。我跟在众人之后，任风吹打着脸，沉默前行。

那时我与父亲已经做了近十二年的父女，无论如何辛苦，我从未见过父亲流泪，然而葬礼上，父亲泪流不止，两度昏厥。我的父亲不再是一座高山，不再是一具钢铁，他垮在那里，卸下了半生的爱与负。

母亲被送上山之前，我被毕摩算出与母亲生辰相克，若前去送行，灵魂也会随之而去。于是我被要求待在家中，脚上拴一根白线，白线系在桌角。一根白线隔断了我与母亲的最后一面，她成了一阵青烟，飘在我日后的梦里。

母亲去世后，亲朋抬来一件一件的酒，与父亲喝了一晚又一晚。父亲连续大醉，醉后端坐在独凳上，埋着头，小声叫着“孩子她妈”。父亲的醉让我害怕。

过了一月，来问候陪酒的亲朋少了，父亲却似乎喝不够。他开始在深夜外出，然后大醉而归。我终日难以入眠，生怕父亲死在外面，我彻底成孤儿。只有当听到父亲开门窸窸窣窣的动静后，我才能长舒一口气。但父亲跌跌撞撞的声音，同样让我揪心。我认真分辨他的动作，判断他的呼吸尚在与否。他总在厕所待上一两个小时，没任何动静，我是女孩，不好意思进去，只能叫醒熟睡中的弟弟，让他去敲敲门，看看父亲是否还在。

多年以后，我仍旧无法直视这段黑暗无灯的日子，我依旧能够感到穿越十多年的孤独与惶恐。那时候父亲总对我说，今天谁家有人去世，他去守灵，然后便宿醉始归。我无法开口要父亲别去，我害怕与父亲说话。终于有一日，父亲又说出同样的话――今夜要去守灵。他交代以后转身准备离开，我在他转身之际，拽住了他的手，小声恳求道：“别再出去了好吗，爸爸？”父亲有些诧异地看着我，面对第一次提出抗议的女儿，他似乎清醒过来，答应了我的恳求：“爸爸不出去了，再也不出去了。”此后，父亲的确没有再深夜离家宿醉，他开始适应没有母亲的日子，开始学着成为我们的母亲。

母亲去世前曾在成都开了治疗慢粒白血病的药――格列卫，也就是电影《我不是药神》里的天价药。此药的确天价，一盒上万，母亲只吃了几颗便与世长辞。后来，父亲带着剩下的药去了成都，希望能将剩下的药退回。父亲归来已是清晨，我在睡眼惺忪中看到他坐在床边，满脸笑意地看着我，转身从还未卸下的包中取出一张小方帕，上面画着几只小熊。父亲展开小方帕，温柔地对我说：“阿呷，你看，这是爸爸从成都给你买的小熊帕子。”我的眼泪瞬间涌上来，我忍着不让它掉下来，也假装父亲看不见。我的父亲从前哪里懂得小女孩喜欢什么，他东奔西跑只为扛起家庭，他没工夫温柔，也没时间伤感。但那一天起，我知道父亲变了。

父亲变得多愁善感，他开始看情感节目，为里面的故事落泪。他开始感叹生命的脆弱，并为陌生人的离去而惋惜。他有条不紊地处理着工作与家事，却在每日饭后，在阳台过道的椅子上一坐几个小时，望着窗外，沉默不语。

父亲柔和了许多，却依旧阴郁。他头一次对我们敞开心扉，是2009年的冬天，临近春节的一日。这天他喝了酒，有些醉意，和我们谈起，前天晚上回来为何头发上有许多玻璃片。他一向与人为善，那晚却因同事误解并挑衅而没有克制住，大打出手。他抓起身边的水瓶砸向同事，瓶胆碎片落了一头。父亲说完，又喝一杯：“唉，你妈妈要是在，一定会说我太冲动了……”

父亲对母亲的遗物视若珍宝。他将母亲生前的衣服挂得整整齐齐，将母亲的戒指小心存放。一天，我和弟弟拿着父亲的手机玩游戏，弟弟年幼，不知怎的将母亲的照片删了大半，父亲发现后，咆哮着对我们大骂，扬言要打断我们的手。他眼里的怒火我今生都不会忘。咆哮之后，他瘫坐下来，看着仅剩的照片，痛苦地谩骂与哽咽。

母亲离世后的头两年，我们从未提过她。这是一个极敏感的词汇。两年后，姐姐提起了母亲，像提起一位普通的、尚在人世的朋友。她试探着对父亲说：“爸爸，以前妈妈是会这样做的。”于是，母亲逐渐回到我们的生活中。父亲终于从阴郁的逃避中走出来，愿意面对母亲离去的现实，他开始笑了，开始在铁路边散步，开始学着与我们做朋友。

多年后，我与父亲已经成了最要好的父女、师生、朋友。父亲与我的关系从年少时的教训与被教训，变成了平等交流、相互教育。我们总是牵着手外出，总是一起逛街，总是在深夜谈天。我劝父亲再觅爱人，共度余生。他却断然拒绝：“这世上不会有第二个你妈妈，你妈妈也不会从土地里回来。”

2017年，母亲去世已近十年，我上了大学。一天饭后，父亲打来电话。那时他还没生病，喝了些酒，微醺，第一次跟我谈起爱情：“阿呷，爱情很奇怪，两个人在茫茫人海里就是相遇了。十年了，我还是怀念她。”“阿呷，火车来了，你听……”

本文摘自《我从凉山来》，阿西阿呷著，太白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