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对彝族土掌房的冲击

经过多次讨论和征求意见，并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当地政府最后决定采用第四种方法。按照政府的计划，有60户搬迁到它斗村，它斗村的海拔在800－1200米之间，生态环境好，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地势平稳，土地相对肥沃，集中连片，适宜种植粮食和多种经济作物。这将有助于解决丕且莫村人多地少的矛盾。此外，对丕且莫村剩余的29户的住房，实行就地改造。搬迁和就地改造的扶贫项目包括安居工程、村道路工程、场地平整工程、农村能源建设工程、大牲畜圈改造工程、学校建设工程、科技文化室及活动场地建设工程、通电视工程、人畜饮水工程、灌溉工程、农田建设工程、通路工程、通电工程、养殖业工程和卫生室建设及素质培训工程，全部项目资金为905.76万元。

如此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为此，地方政府确立了如下一些原则，如统筹规划、政策配套的原则，群众自愿与政府引导的原则，以人为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国家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目标是通过项目建设，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培植后续产业，增强发展后劲，逐步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项目建设后一年内实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1200元以上，逐步使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
项目规划得到了上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得到了项目所需要的全额资助，使项目有了可靠的资金保证。丕且莫村扶贫项目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一定的联系，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项目通常都有经费上的保障。

丕且莫村的扶贫既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还要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在丕且莫村，搬迁户搬走后，他们的土地分配给未搬迁的村民，村民的人均耕地面积达2.12亩，人均果林面积达1.2亩，这对于改善经济、促进生态平衡都有重要的意义。丕且莫扶贫项目中与土掌房拆迁有关的是安居工程，按照规划，有60户搬迁到它斗村，该安置点将新建砖木结构瓦房或者水泥平顶房60套，其中还包括畜圈、厕所和沼气池。就地改造户将建设砖木结构土掌房，以保持彝族村庄原有的整体风貌和彝族村民传统的生活习惯。

四、关于丕且莫村土掌房变迁的思考

从丕且莫村的安居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搬迁户的建筑已经不具有土掌房的意义。它斗村的搬迁户建设的是钢筋混凝土的平顶房，彝族文化的成分很少，那些未搬迁的改造户建设的是砖木结构的土掌房，两者都与政府的计划有关。在乡村，政府的思想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潮流。要改变农民的落后观念，就要灌输现代化的观念；要让村民的生活变得富裕起来，就要改变他们的观念和生活习惯。但是，人们的生活好起来了，土掌房就会被改变，这种情况在很多地区已经出现。文化保护反映出村民对于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它必须以村民的意愿为基础。只有建立在本族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文化的传承才有保障。但是，村民的意愿又受到社会潮流和政府导向的影响。因此，从理论上讨论文化保护是非常必要的。

事实上，少数民族传统建筑的变迁、传承和保护在学术界已有广泛的讨论。张跃、刘娴贤分析了云南怒江大峡谷地区怒族传统建筑变迁的原因，认为怒族传统民居的变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即经济社会发展、建筑材料减少、保护意识的淡漠以及国家政策的影响。这些原因与滇南彝族土掌房的变迁有一些相似之处，只是丕且莫村土掌房的变迁与国家政策和现代化的关系要更为密切。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以住瓦房和水泥平顶房为荣，瓦房和水泥平顶房被认为是富裕的象征，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上世纪70年代末，政府的办公楼已建成瓦房，农民仍住土掌房；80年代中期，政府盖起水泥平顶房，农民开始盖瓦房；进入90年代之后，政府开始盖非常好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部分农民开始盖水泥平顶房，瓦房则已很普遍。现在的情况是，富裕者住平顶房，一般人住瓦房，贫困者住土掌房。土掌房已逐渐减少，瓦房和平顶房则逐渐增多，这是总的趋势。可以说，现在住土掌房者，并非要保护彝族文化，而是无钱建瓦房和平顶房。

在许多地区，少数民族的建筑及其精华正在受到被改变的威胁。张成龙、金日学认为，这些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许多有价值的民族建筑由于暂时未定为文物保护单位而被拆毁；文物古迹虽在，但它的历史环境遭受破坏，大大地损毁了它的价值；大量民居建筑群、民族村落被拆毁、被改造，新的建筑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技术应用方面，并未从传统建筑中汲取营养，建筑的传统性已荡然无存。建筑文化保护的问题在新村建设、地方扶贫和搬迁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有的学者认为，“迁建”式的保护——异地“迁建”，是当今特定情况条件下一种有效的保护方式，解决了当期投入的资金问题，得到的是多重效益。“仿古”式保护除了本身的建筑意义外，更是对其所仿的“真古”建筑的最直接保护。民族建筑究竟是原模原样地保护，还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建，究竟是另辟新区建设，还是就地改造，都需要深入的研究。

在云南省的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学者们的批评与实际工作还有一些距离。2007年3月30日，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会议在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召开。有一个生态村项目试点是在文山壮族自治州邱北县的仙人洞村，这里的乡村旅游引起了关于彝族传统民居改建的大讨论。一个村民向大会讲述了他们的传统建筑被改造的经过。他说：彝族传统民居的改造是由旅游开发引起的，乡村传统建筑必须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但学者和记者都反对改造，主张原模原样地保护彝族传统建筑，而且这些学者和记者都非常愿意住传统建筑。问题是，学者和记者的住宿是不付钱的，他们的住宿并不会增加村民的经济收入。相反，那些付钱的游客却不喜欢住彝族的传统民居，而喜欢干净和有卫生间的住房。这是问题的实质，所以必须进行改造。村民在大会上的发言让很多学者感触很深，少数民族的建筑风格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现实体现，要建设既能反映本地区本民族文化，又能适应市场的时代建筑精品，就必须对本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有准确的把握，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走传承保护和市场开发相结合的道路。

笔者曾多次到鲁奎山的丕且莫村进行调查，看到过村民们在土掌房上跳烟盒舞。丕且莫村缺少足够的平地，所以人们常常在土掌房上跳传统的烟盒舞。一想到传统的土掌房将逐步消失，我不禁感到有些惋惜。面对着最后的土掌房，人类学家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墨菲曾指出：“随着贸易的扩大和技术渗透到地球上任一僻远之地，工具、知识和工业世界的方式的不断扩展，终将使人们之间很少差别、愈益相近，人类的全部活动景观会变得枯燥无味、单调沉闷。大概人类学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种壮观景象永远消失之前所做的记载了。”

丕且莫村的例子说明，土掌房的变迁与国家政策和现代化有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土掌房的改造有很多是在国家的干预之下进行的，如移民搬迁、新村改造、地方扶贫等。在很多地方的搬迁建设中，村民房屋的设计图纸是由国家提供的，在这种固定的建筑模式之下，农民们没有办法考虑自己的文化背景，只能被动接受“他者”的现代居住模式。事实上，在民族建筑，特别是土掌房的建设中，无论是地点、方位的选择，还是用料和房屋结构，都与民族的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个设计者都不能对此不加理会。对于扶贫工作者来说，民族文化的变迁就可能发生在他们直接的倡导之下，因为这些地区的农民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目前，政府衡量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有自己的模式和指标，而较少考虑到民族的信仰和文化。这样，人们就会牺牲本民族的文化以获得经济和生存环境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建筑首当其冲，常常作为落后的象征而被代替。丕且莫村的土掌房改造能够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就已经算做得很不错了。

与政府官员不同的是，人类学家致力于理解人类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包括对土掌房在内的文化机制进行全面描述和讨论。在通常情况下，人类学家不建议村民应该这样做或者那样做，学者们注重分析住房改造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最终的选择要取决于村民和地方政府。然而，我们应该相信和承认，城市建筑总是走在现代化的最前面，成为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标志。由于时代和文化的变迁，一些地区的传统建筑已不再受到人们的青睐，能够代表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某些特定建筑成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彝族的土掌房除非也能像丽江古城一样体现出一定的经济价值，否则，现代化的发展迟早会将其取代。

五、结语

笔者认为，在土掌房的变迁和改造过程中，以下几点应该得到强调：首先，要通过摄影、摄像、文字等手段，将土掌房的资料完整地记录和保存下来。其次，要对土掌房的环境选择、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进行深入的研究，确立土掌房的在民族学，中的位置，再次，要召开由村民、政府官员和学者参加的有关土掌房变迁和改造的讨论会，确立彝族传统民居是否属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这是问题的实质。事实上，扬武镇党委和政府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土掌房改造过程中，多方征求意见，就此进行了一年多的讨论，这是丕且莫村与其他地区民居改造项目的不同之处。

丕且莫村的研究案例证明了学者、地方政府和村民之间在土掌房改造与保护问题上的差异，尽管学者和记者都主张原模原样地保护土掌房，但没有一个学者和记者愿意住在丕且莫村。据地方政府官员估计，即使有人愿意住在村子里，最多也只是三个晚上。既然连自己都不愿住在低矮、黑暗、潮湿和卫生条件较差的房子里，那为什么还要阻止土掌房的改造呢?地方政府就是以这样的理由，对土掌房进行就地改造的。确实，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观点。当地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是乡村经济的发展，村民生活的改善，以及彝族社会的全面进步。

总之，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变迁与现代化同国家政策有密切的联系，国家的倡导和扶贫计划本身就是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国家的移民搬迁、扶贫和新村改造计划，可以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民居的深刻变化。

（责任编辑　沙玛阿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