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50年代，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展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与国家当时主流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进程有一定的差异性。凉山彝族地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再发现”，是在社会变革和社会主义文学话语在民族地区建构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与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社会历史调查、民族高等教育实践有密切关联。彝族知识分子、国家组织的参与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队、外来学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合力为凉山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凉山彝族；民间文学； 搜集整理；国家话语

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与国家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发生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彝族民间文学的翻译、整理，在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彝族典籍保存较多的地区之一，现存于四川地区的彝族古籍约有19万册（函），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法律、宗教、天文、地理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民间文学而言，在彝族文学史上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史诗、长诗《勒俄特依》《支格阿鲁》《我的幺表妹》《妈妈的女儿》都来自凉山彝族地区的民间文学整理。

然而，目前学界对20世纪50年代凉山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进行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较少，仅在部分文学史、回忆录中偶有提及。20世纪50年代，凉山彝族地区恰逢新旧社会交替的转型期，国家主导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在凉山彝族面对的情境更复杂多样。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凉山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学术史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本文通过对搜集整理者个体经验、民族高等教育、凉山民主改革、社会历史调查等线索的梳理和分析，考察与揭示20世纪50年代凉山彝族民间文学搜集、翻译、整理及传播的全貌，以期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史构建提供有效的参考。

一、凉山彝族民间文学“再发现”的社会历史背景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般以1949年7月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为开端。会上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章程》首次提出：“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发展。”《章程》发布后，在政府的引导和组织下，开启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搜集、整理与创作动员。1956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老舍作了著名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的发言，共谈及六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丰富的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成果”“开展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并且认为，“在整理研究工作上，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对兄弟民族艺术的整理加工，应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保持它原来的传统与特点，不能违反兄弟民族的习惯”。

此时，全国各地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都已经起步，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1955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创刊，创刊号发表了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文本及有关整理过程的理论探讨文章。1962年，《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出版，毛巧晖认为其是“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最集中的呈现”。然而，这两类在民间文学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出版物中，不管是民间文学文本的刊发，还是对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所涉问题的讨论，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汉族民间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涉及不多。当时搜集的部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也并非主要发表于《民间文学》，而是刊发于《人民文学》《边疆文艺》《草地》等国家级文学刊物和地方文学刊物，原始材料相当零散。另外，即便是集中探讨这一问题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中，编者选了20篇理论文章和2篇附录，仅有贾芝《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聚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进行讨论。

凉山彝族地区的民间文学、古籍文献被关注是相当晚近的事情。1943年，傅懋责力在凉山冕宁小相公岭收集、翻译了《古事记》，即凉山最负盛名的史诗之一《勒俄特依》，并为此专门撰写《凉山彝族传说中的创世纪》一文发表于《边疆服务》，摩瑟磁火认为这是学界首次对凉山彝族古籍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从这一资料来看，对凉山彝族民间文学大规模搜集整理是中华人民成立之后才开始的。

从全国范围来看，在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探索阶段就发生了一次话语转型。姚新勇认为这一转型源起于“将侧重于各民族平等的‘兄弟民族文学话语’向侧重于一体性整合的‘社会主义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形态方向扭转”，而事实上，在凉山彝族当代文学的发展起步阶段，作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者们，面对的是极为复杂的时代历史语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传达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关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1950年7月，中央组织了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以下简称“访问团”），全团由120余人组成，刘格平任团长，副团长为费孝通、夏康农。访问团下设3个分团，访问了西康、四川、云南、贵州等地，访问团到达西昌的时间为1950年9月15日。访问团的任务比较值得注意：“（一）代表中央向西南地区各兄弟民族进行宣传、慰问，以加强中央与各兄弟民族间之联系；（二）对西南各兄弟民族之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民族关系，群众要求，以及当前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形，有重点的进行调查研究，并搜集有关资料。”在中央访问团访问期间，1950年12月31日，西康省西昌区专员公署委员会建立；1951年1月，“西昌地区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也是当时西南地区川、康、滇、黔四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所建立的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西昌县红毛妈姑彝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区级）”。

尽管这一系列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社会历史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在凉山彝族地区的集中体现，然而，当时的凉山彝族地区的民众生活却还没有较大改观，依然还处于以家支、等级制度为主体的传统社会。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便注意到凉山彝族奴隶制及相关问题，并基于自己的学术志趣将其与西周社会制度的考察并置进行研究。访问团第一分团第三队副队长胡庆钧，他早年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攻读人类学，并在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52年前后，他将初步调查的报告寄给郭沫若，得到郭沫若的支持；此后，他又多次在凉山进行考察，并且撰写了更为详细的调查报告《大凉山彝族社会》，成为充分论证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重要材料。

在对凉山社会制度进行讨论之时，凉山民主改革也在进行中。1953年7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工作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改革的必要性，会上作了《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的报告，并指出对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进行统战工作的必要性。事实上，从1950年西昌公署建立到1955年，军队和访问团一直在凉山彝族地区开展前期工作。1955年，经历了一系列民族工作的铺垫，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正式进入试点阶段，试点位于当时的自治州政府昭觉县的附城区和竹核区。与之同时，对凉山的大规模社会历史调查也逐步展开。胡庆钧在访谈中回忆：“第三次和第四次上凉山是1956年9月和1957年4月，参加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成的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以副组长的身份到凉山进行历时10个月的调查。”另外，土家族学者李绍明在其回忆录中提到：1956年7月，他申请加入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理论上来说，当时的四川调查组应该调查藏、羌、彝、苗四个民族，然而中央发出的指令是只调查凉山彝族的社会历史，并且主要任务是对凉山彝族社会性质的调查，他还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

成都的几个有关大学，四川大学、四川财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还有省博物馆、省文联这些单位都要抽点人，而且还要下去凉山州抽点人来配合北京来的人，还要组织一个翻译班子。

这一信息事实上意味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也被内置于凉山彝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之中。1958年，贾芝、孙剑冰编写的《中国民间故事选》出版，其中，《创造万物的巨人尼支呷洛》和《阿龙寻父》就是凉山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中的故事。《创造万物的巨人尼支呷洛》的翻译者是蒋汉章，整理者是李仲舒，如果在网上搜索二人与“文学”“资料收集”相关的信息，几乎无迹可寻。但是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的《四川彝族历史调查资料、档案资料选编》的“后记”列有他们的名字。

本集材料来源主要是两大部分。

一部份（分）是取材于《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凉山西昌彝族地区土司历史及土司统治区社会概况》和《四川彝族近现代史调查资料选集》等三本资料。这三本资料是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彝族分组于1956年至1960年调查整理的。参加调查的同志很多，根据记录可查者有如下同志（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德真、瓦渣木基、王若琴、王景阳、王淑惠、王晓义、文达遵、玉文华、孙代生、冉光荣、刘炎、张光显、李仲舒、李志纯、李绍明、汤约夫、吴觉非、吴延才、吴世泰、陈永龄、陈汝聪、陈能坚、肖远煜、肖秀梧、郑观卫、罗运达、周锡银、胡宜柔、洪涛、姚立信、钱安靖、夏康农、郭孝儒。

担任翻译的同志有：王诚汉、龙正秀、张学安、陈万全、胡志全、惹尼呷呷、蒋汉超。

参加整理材料的同志有：王晓义、玉文华、刘炎、李绍明、吴世泰、张光显、陈汝聪、陈永龄、周锡银、洪涛、胡宜柔、钱安靖。

从上述资料看，《中国民间故事选》中标注的译者名字“蒋汉章”为笔误，其应为社会历史调查组的组员、担任翻译的蒋汉超，而李仲舒也正是调查组的工作人员之一。由此可见，原本被派去做社会历史调查，尤其是凉山社会制度调查的工作者，实际也在进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而且工作组组建并确定人选及选择配备翻译时就已经考虑到对当地民间文学、古籍文献搜集的需要，凉山彝族地区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活动也由此被纳入更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成为同时代国家话语、社会历史调查系统工程的一部分。

二、凉山民间采风运动：民族高等教育与彝族知识分子的实践

与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社会历史调查同时发生的，还有民间文学的采风运动。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并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由此一场轰轰烈烈的采风运动开始席卷全国。在这一采风运动中，彝族民间文学被大量发掘、整理、翻译，如《勒俄特依》《玛木特依》《妈妈的女儿》《我的幺表妹》等，后编辑成《大凉山彝族民间长诗选》《大凉山彝族民间故事选》，于1960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这些正式出版资料由口述直接翻译为汉文，并未附彝文原文，彝汉文对照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尽管相关学者和文学史编写者看到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成果，但是对于搜集整理的过程却较少关注，尤其是对此过程中彰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考察不足。在当时凉山彝族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下，当地民间文学采风启动的过程和时间线索与主流民间文学并不完全一致，凉山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国家的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彝族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密切相关。

回顾历史现场，在20世纪上半叶，彝族知识分子、彝族的民间文学搜集已参与到当时有关“中华民族”理念的讨论之中。梁启超自《新民丛报》时期便着力于建立新国民的概念，亦曾集中探讨国民品质、责任、性格的塑造及国民竞争力的提高，进而形成20世纪初国民性改造工程的旗帜。1912年，孙中山开始宣传“五族共和”的理念，为后来“大民族”“大国民”的话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几乎与此同时，文学界对于歌谣搜集及塑造国民的倡导也拉开帷幕，如标志着中国歌谣运动开端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

1924年，孙中山深化了“五族共和”的主张，提倡“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与此契合的是，彝族知识精英同样心系国家命运，1934年，曲木藏尧、阿弼鲁德、岭光电、王奋飞、安腾飞和曲木倡民等在南京的彝族青年发起成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在《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宣言》中对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表达了忧虑之情，并认为在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作为西南地区的彝族自当奋发追踪。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认中，彝族知识分子开始返回民间，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展开调查。比如，蒙藏委员会曾委派精通汉语的曲木藏尧为“西南夷族考察专员”返乡，专门深入四川大凉山进行考察，他撰写了《西南夷族考察记》。促进会的成员之一、彝族土司岭光电自20世纪40年代即整理发表《倮㑩经典选译》《倮民故事：圣母的故事》《倮罗情歌》《歌谣：倮㑩出嫁歌》及《彝族民间故事》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凉山彝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并非从零开始，而是建立在前代学人的学术自觉基础上的，正如有论者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民间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段的样态与特性，但其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延续了现代民间文学的学术脉络，也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冯元蔚、阿鲁斯基、吴琪拉达、罗家修等对凉山彝族民间文学的整理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冯元蔚，彝族名字为巴胡母木，出生在一个传统彝族家庭，曾接受汉文启蒙的私塾教育，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精通彝汉双语的青年学生之一。1951年3月下旬，由于“西康省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将在西康省首府雅安召开，作为彝族青年知识分子的冯元蔚和民干校学员赵宇光被指定为大会翻译。冯元蔚一行从西昌步行出发，向北经冕宁，翻拖乌山、泥巴山，过汉源、荥经，用了12天才到达雅安。会后，两个年轻人赴中共西康省委统战部，找到黄觉庵部长，强烈要求参加抗美援朝。当时恰逢西南民族学院成立，需要两名彝族翻译和两名藏族翻译，黄觉庵认为两人在四川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推荐他们加入西南民族学院的建设队伍。

西南民族学院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民族政策而建设起来的。早在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上，就批准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起草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制定了“培养普通政治干部为主，迫切需要的专业与技术干部为辅”和“尽量吸收知识分子”“提高旧的，培养新的”等方针，方案中规定，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各设分院，西南民族学院就选址在成都。根据中央和当时的西南局指示，西南民族学院的具体任务是“培养西南各兄弟民族的区域自治和管理政权的干部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建设人才；研究西南民族问题，民族语文，发扬并介绍各民族的优良历史和文化”。这一任务实际上囊括了对各民族民间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翻译。

作为较早在西南民族学院从事文学、教育工作的彝族学者，冯元蔚被任命为采风工作队队长，与其他工作人员到凉山彝族地区，对昭觉、布拖、西昌、喜德等地的民间文学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重点记录、整理了彝族史诗、叙事诗。这次调查采录工作不仅采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积累了不少宝贵的采风经验，极大推动了四川省的民间文学工作。比如，前文提及的《大凉山彝族民间长诗选》中的第一部分就是彝族史诗《勒俄特依》，首页印着整理者的姓名：“（彝族）巴胡母木、（彝族）俄施觉哈、方赫、邹志诚”。这里的巴胡母木正是冯元蔚的彝族名字。当然，同时期搜集整理彝族民间文学的彝族知识分子和地方文化精英并不止冯元蔚一人。笔者以为回到历史现场，发掘相关的资料、找到关键的人物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1953年，西南民族学院公布的办学方针和任务包括“吸收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和具有高中文化程度、政治纯洁的汉族青年学习藏、彝语文，以培养语文翻译及民族地区小学师资”。这一年，云南省永善县彝族青年阿鲁斯基（卢兴全）参加革命工作，后来他被保送到西南民族学院深造。学习结束后，阿鲁斯基留校任教，主要讲授课程为彝族文学。他与周光耀合作写的叙事长诗《阿萨》在《草地》1956年第11期发表。1958年，阿鲁斯基“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资格赴北京开会，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并与这位伟人合影”。作为文学艺术界的多面手，1962年，阿鲁斯基被调到“凉山歌舞团当演员兼创作员，他参与创作的大型歌舞剧《喜背新娘》获全国比赛一等奖”。阿鲁斯基在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彝文翻译创作上成果颇丰，他编撰、翻译了《彝族谚语集》《彝族克智集》《彝文文选》《彝族民歌曲选集》《一个彝人的梦想》《沃土·花蕾》等多部作品。这为后来彝汉双语文学创作大潮的兴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54年，彝文班招收了第二批学员，其中有一位是贵州福泉县（今福泉市）中学补习班选送的学员吴琪拉达，他后来成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的先驱，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位彝族诗人”。然而，学界对他的研究不多，散见于有关文学史字里行间的叙述，少有谈及吴琪拉达在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吴琪拉达复杂的生活经历与凉山彝族地区紧密相连。1936年，吴琪拉达出生于贵州福泉县的哈鸡介边闷昂界大坝棉花土寨，原名为吴义兴，自称支系为阿孟人。他在青少年时期，曾从高小辍学回家参加生产劳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被选入县少数民族补习班学习，1954年，他被录取到西南民族学院，此时他的名字已经由吴义兴改为吴琪拉达，为他改名的是他的大学老师，理由是“用四个字的名字更像彝族人”。1956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凉山进行民主改革工作，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同年9月，他在《草地》发表其搜集整理的《月琴的歌》，这一文本其实就是彝族传统长诗《妈妈的女儿》，当然，吴琪拉达对口头流传的诗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编。《月琴的歌》写了一个美丽、勤劳的“蚌壳作耳环，红裙红朗朗”的彝族少女的爱情悲剧。他一方面诠释了爱情的悲剧，另一方面又揭示了民主改革的必要性。尽管后来学界更多关注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但是吴琪拉达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中付出了很多努力。天津籍作家高缨曾经在回忆录中写到凉山民主改革时期的吴琪拉达的民间文学整理：

到夜来附近山上传来叛乱分子的枪声，保卫翻身成果的彝族民兵连夜出击。等他们回来时，便在院坝上烧起通红的篝火，火光与他们的红头帕相映。他们彻夜地唱歌，有悲凉的小调，也有豪放的酒歌……在昭觉，州委书记王维训同志接待了我。他从凉山的全局并从理论的高度，向我讲述了民主改革的重大意义……年轻的彝族诗人吴琪拉达，给我抄录了许多彝族民歌，使我爱上了彝族语言，还有一位无名的朋友……他一面喝酒，一面唱了很多彝族民谣，并顺口为我翻成汉语。我为彝族民歌的丰富、瑰丽感到吃惊。州委宣传部派王成汉同志为我当翻译，他对彝族历史、文学很有研究，是我最重要的彝族文化的老师。

高缨自述的这段经历恰恰从侧面体现了民主改革、社会历史调查与民间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段文字里，既提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也提到了凉山口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革命话语的交织。

除了当时的西南地区以外，中央民族学院也从彝族地区选拔了一些青年加以培养，并且这些人才对凉山彝族民间文学、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家修正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的彝名是罗洪拉支大英阿谦，生于1926年，194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22期，是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时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教员之一。他精通彝汉双语，与语言学家傅懋责力、马学良一起编写了彝语文教材，为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招收的第一批汉族学生上彝语课。随后，他又返回凉山。凉山民主改革后，罗家修在圣乍、依诺和所地等土语区先后搜集到14种版本的《玛牡特依》，《玛牡特依》是彝族重要的教育学、伦理学经典著作。“玛”即教育、训导，“牡”即贤能、得体，“特依”即纸张、书籍，“玛牡特依”意即“培育君子人格的经典”。这部经典全面阐述了古代彝族社会哲学思想、等级关系、社会结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罗家修将14种异文翻译并整合成一个文本，共计40万字。这一整合本后来成为广为流传的《玛牡特依》版本，亦是中学及大专院校讲授彝文经典赏析等课程最常用的文本。

三、交往交流交融与文艺互通：民间文学搜集中的“外来者”

斯钦巴图提出：“民间文学的记录整理者不仅是民间文学传播链上的重要一环，还身兼多重角色身份：既是接受者，也是传播者，其中大多数还是学者。随着记录整理活动每进入新的阶段，多重身份之间不断流动，从而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在20世纪50年代凉山地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整理者兼具多重身份，可以说，凉山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是由彝族知识分子、国家组织的参与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队、外来学者合力共同完成的，这从文学层面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陈士林1951年到达凉山，开展彝族文字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作为具有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育背景的语言学家，他在工作之余搜集整理了一部分彝族民间文学，比如发表在1955年《民间文学》10月号上的《彝族故事三篇》。1961年，贾芝与孙剑冰主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一集出版，收录了彝族故事四则，其中两则为陈士林搜集整理。陈士林的研究集中于彝族文字整理方面，上文提及的冯元蔚对于彝族文学的整理融入其在西南民族大学的教育事业中，这些学者的工作及贡献均被纳入相关的学术史脉络中。但是，在此项工作和研究中，笔者还留意到另外一位为凉山彝族民间文学作出重要贡献的搜集、翻译者朱叶，学术史甚少提及他。1954年至1963年间，朱叶在《民间文学》《中国民族》上发表了大量的彝族民间文学译作（见表一）。

朱叶既不在四川凉山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队的档案名单里，也很难找到他的个人信息和生平。当查询到朱叶晚年翻译的彝文文献《日月星辰书》时，笔者意外地看到了一段编者按语，摘录如下：

《日月星辰书》这卷彝文古书来自古代彝族毕摩始祖，历法大师舍舍阿机。1949年前为英国漫礼会派驻西昌传教士麦卓立所收集，曾在举办中华基督教会“夷语班”时学习使用。朱叶先生当时也在该班学习研究彝语文故得此书。

朱老现已90岁，汉族，名朱玉宾，笔名朱叶、野苌，河北省人。长期以来热爱、学习、研究彝族古代历史文化，发表过《走出神秘世界》等很多有价值的论文和资料。

表一 朱叶作品列表

《日月星辰书》是彝族阐释天文知识的长诗，除了编者按语之外，还收录了朱叶本人写的一段前言：“1949年冬，我在四川省西昌中华基督教会办的‘夷语班’学习时，得到一部古彝语资料。直到1990年，经凉山州博物馆黄承宗同志的提醒和督促，我才意识到它的价值并开始翻译。”

对于在文学史上难寻其踪的一位学者来说，从这段按语和自我介绍可得知朱叶是笔名，原名为朱玉宾。经过多方辗转寻访，笔者联系了其子李耕冬，他是彝族医药文献方面的专家。在询问李耕冬有关朱叶的生平信息时，他确认道：“朱叶是我父亲的笔名。他的经历也很传奇。2011年去世，享年100岁。他是延安鲁艺毕业的，延安时叫朱野蕻，解放后是中学教师，叫朱玉宾，主要从事彝族民间文学翻译整理。50年代最早在《人民文学》发表《阿姆尼惹》等作品。”与此同时，笔者又查询到“野蕻”是抗战时期十分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1935年，朱玉宾用野蕻的笔名开始发表作品，1938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年在《新华日报》当记者，后返回延安。抗战结束后，他携家眷到成都、西昌工作，职业为中学教师。在西昌，他将精力投入到对彝族文化的研究上，1950年以朱叶的笔名开始在《天风》《人民文学》上发表关于凉山历史文化的诗歌。后来他又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为彝族古代民间文献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朱叶一样，由抗战文学创作转向彝族民间文学整理的还有学者萧崇素。萧崇素在民间文学学术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曾于1929年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戏剧运动，还参加了夏衍、郑伯奇等领导的“艺术剧社”的《西线无战事》公演，并在上海为左翼剧联领导的《国民报·影谭》写影评。1936年—1939年间，萧崇素任重庆进步报纸《新蜀报》主笔，写有《全民抗战声中中国必胜论》《救亡儿童剧集》等。1946年，他应沙汀之约赴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秘书，与艾芜、何其芳、沈起予等共事。

萧崇素于1949年来到成都。成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作为文艺工作者，他的民间文学搜集必然与凉山彝族地区、藏族地区产生关联。1953年，萧崇素担任西南文协理事，后出任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委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此时的萧崇素完成了从一位左翼作家向一名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蜕变，“从1954年起，扛着被（背）包，跋山涉水，深入甘孜、阿坝、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采风。他投宿毡篷，围坐火塘与藏族歌手交朋友，端着酒碗呛着草烟听彝胞阿普们聊天。从四川到青海、云南，从50岁到‘七老八十’，长期从事民间文学、民族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在贾芝、孙剑冰编的《中国民间故事选》第二集收录的四则彝族故事中，有一则为萧崇素整理。除此之外，萧崇素还整理翻译了其他一些彝族民间文学作品。

 表二 萧崇素编选（含参与编选）的作品集

萧崇素还出版了大量的彝族民间文学选集（见表二）。需要指出的是，在左玉堂主编的《彝族文学史》下册中，专门设定了“其他的专家学者对彝族文学的贡献”一节，突出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征，也提及了朱叶、萧崇素二人的名字。这两位学者尽管人生轨迹不尽相同，却有一定的相似性：朱叶是河北人，萧崇素是四川人，他们都是被凉山彝族文化所吸引；朱叶精通英文和俄文，萧崇素精通日文；两人的语言优势与跨文化的才能均在民间文学中得到发挥。

结  语

根据上文对史料的梳理，不难看出，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彝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并非孤立的、个体的学术行为，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民间文学的人民性和大众性，此时政府的文化政策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框架之中，在此背景下，凉山彝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不仅是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更成为国家整合民族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文化实践样本。但凉山彝族地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再发现”，与主流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进程，在时间线索和空间线索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回顾这段民间文学搜集的历史具有现实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凉山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过程中，彝族知识分子、国家组织的参与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队、外来学者在其中扮演着不同角色；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情境中，他们的共同努力又与当时凉山彝族社会变迁、民族高等教育、社会历史调查等社会事件形成了合力，促进和推动了凉山彝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进程，为中国各民族文学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现象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形成的历史逻辑。

本文来源于《民族文学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