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法组织的大家长或宗主、头人即以主祭者为根据，被汉文史书称为‘大小鬼主”的宗法奴隶制封国，只从蜀汉建兴三年起算，至康熙三十七年止，共有1.474年之久，受命于中朝之封号而世长贵州和水西。这种在历史上为大国中小国；为封建大王朝之下宗法奴隶制小王朝；历经征讨攻伐，仍持续千年以上，保持其独家统治的特殊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均实属罕有。 实际上，贵州彝族政权，若上朔至勿阿纳入“更糯”（晋乐）起计算，当有1600 多年史实，载入彝汉史册。难怪当今讲论西南民族史和贵州历史的学者、专家、无一不涉及彝族罗甸、水西政权。 —— 从权隶制向封建制转化 中国古代史上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史学界长期以来有西周、春秋，战国、秦统一、东汉、魏晋等等六种见解（见《辞海•历史分册》）。 方国瑜先生主张彝族土官领主经济时限为公元8——15 世纪；15——19 世纪为地主经济。根据贵州彝族受历代种种因素制约的历史实际，笔者认为：到十七世纪初的清代康、雍“改土归流”后，贵州彝族才拖着原始社会氏族制的尾巴，带着奴隶制的残余向封建制转化。元、明、清三代对彝族地区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最终未形成改变彝族社会性质已完成“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只能称作：封建社会统治者从政治、军事上强行摧毁宗法奴隶制的一种努力；彝族社会经济基础并未随流官的统治而随之提高；只能表明彝族人民在“改土归流”之后，成为“土流并治奴隶”而倍加受压迫剥削。 是时，贵州彝族人民的生活情形，可从大定知府徐玉章和巡抚贺长龄奏言中得以分析：“大定地高寒，妇女不知纺织棉布而转购于他境，冬春之际，至有不衣不裤者，或冻馁以死”；又说：“黔省山多田少，土瘠民贫，谋衣艰于谋食”。 可见，改土归流后，贵州彝族人民在残余的宗法奴隶制土目和封建制流官的双重压迫剥削下，在饥寒交迫线上挣扎。 幸有航行吕宋（菲律宾）的商人将原产美洲的玉蜀黍（包谷）和马铃薯（洋芋）引种国内后，于明未清初传种到彝家山区获高产，才促进了山区农产品收获有所发展。不然，封建地主经济在贵州彝族社会生活中恐怕难以很快确立。 文化，是评定社会进步的特殊标志。历史上贵州彝族人民不但在政治上受压迫，而且在经济上受剥削，尤其是在文化上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公元1751年乾隆十六年，贵州布政使温福上奏：“苗地遍立社学，教训无知愚苗开其智巧，将必奸诈百出。请密饬地方官徐行裁汰，则从学苗童自不禁而止，岁科两试不必另设额数，则苗卷自难入科，亦不禁而退”。 因此，清代自乾隆至宣统共七世，贵州彝族能学成中科举载入州县志书者寥寥无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 清朝咸、同年间，贵州苗族张秀眉、陶兴春率先响应太平军起义。大定、郎岱彝人继之举旗响应，合编为：苗军大堂；夷军二堂；仲家、穿青为三堂。堂官各率所部，以黔西北猪拱箐为根据地。哥老会成员赫章彝族基哉先生，任陶兴春总部军师，配合太平军石达开部，转战游击，威震西南诸省。 大定白布土目安中和之妻杨氏继其夫志，率领其旧部黄老外等众，攻城袭营，堵截赴威宁组织镇压起义军的贵西道邓尔巽；协同起义军反抗清廷。 猪拱箐起义军根据地被清军攻破后，杨氏、黄老外等众，被邓尔巽先后围困、烟熏于大方以里猫场黑泥大洞、马场歹苏洞和白布左家洞。杨氏被就地斩首，黄老外被解省究办。 至今130年，上述各洞仍可见义军遗骸遗物。 《咸同贵州军事史》是记载清廷镇压大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各族起义军的有力证据。其中第28—72 章分述对杨元保、灯花教、杠众，红、白、黄、青各号军和石达开、白布安中和以及黄德粹等48 支义军的用兵实情。透过封建统治者的辱骂词语，可在其中认定贵州各族农民起义求翻身的伟烈功绩。 至此，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及军事征伐无所不用其极的历代反动政权，把郭子章在《黔记》中描写“贵州本夷地”的大好河山中生活的人民，置于刘深、刘国杰、王三善、傅宗龙、吴三桂、马三保、邓尔巽等历代刽子手们的屠刀下。 光绪九年（1833）四月，清廷下令，强迫少数民族易俗改装。从此，贵州彝族的好传统习俗被禁止；彝家妇女脱掉裙子着长袍。所幸者，唯有坚持不肯包小脚。 1840年鸦片战争打响，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让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入贵州，贵州各族人民饱受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役。 1885年中法找争后，各国传教士把被称为“精神鸦片” 的宗教势力，扩展到贵州各个角落。 其所谓湖南、广西、云南路线，不断把鸦片、洋货等带毒害、剥削性的商品输入贵州扩大市场，贵州彝族人民深受鸦片之害，洋货囊括了民族地区财力和土特矿产及文化资源。 ——辛亥革命时期 压榨力越大，必然产生强烈的反抗。在中国神州大地即将产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阵痛中，贵州彝家儿女在长期压榨下产生强烈的反抗力，他们坚韧不拔，前赴后继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拼命斗争。 1905年“中国同盟会”组成后，贵州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和主张推翻洋人朝廷的革命团体应运而生。 郎岱彝族安健，成为贵州友助会主持人；后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同盟会”；积极协助孙中山担负与贵州“自治学社”的联络，指导贵州革命运动（见附后照片）。 当安健下孙中山命令达贵州后，自治学社即响应“武昌起义”。 当辛亥革命胜利和外蒙在沙俄支持下分裂祖国宣布独立的消息同时传出后，贵州彝族代表人物安键、余达甫等，选择了支持孙中山和走祖国统一之路。安顺、大定、榕江宣布脱离清王朝，拥护孙中山，成立分府。大方分府革命党中，安俊峰就是彝族革命代表人物。 历史，总是在各种矛盾的尖锐对抗和冲突中前进，满清王朝虽在1911年结束了进关260 年的统治历史，但各种社会力量为登上历史舞台而逐鹿十分激烈。 1912年2月，贵州刚选举出立法议员146名，云南唐继尧便率滇军入黔，武力占据贵州立法院，自称贵州总督。 是时，新当选的议员推选曾在日本留学攻法津，回国参如辛亥革命，站在用政治和法津手段捍卫辛亥革命成果斗争前列的毕节彝族余若泉（达甫，见附后照片）为临时副议长（见《贵州文史资料》第七辑中黄济舟遗稿《辛亥革命史略》）。 因此，唐继尧诬蔑贵州辛亥革命是“蛮夷大长，窃号自娱”（见《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三期）。于是，举起屠刀，对贵州少数民族大加杀伐。 彝族安三妹、安桂林姑侄率众反抗唐继尧（见《贵州文史资料选集》3~4集中平刚、周素园文）；大方彝族黄济舟带领千余人奋起响应，赶走知府。 唐继尧害怕其镇压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罪行臭名远扬，咨文各省并呈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和国务院电说：“安氏姑侄霸占民业，图谋不轨，恢复满清”。多方掩盖、辩护，说滇军是“除暴安良”。 安氏姑侄英勇顽强，与滇军死拼大小十余战，安三妹落人敌手，临死不屈，被唐继尧杀害于贵阳，辛亥革命党人平刚、周素园和彝族安键、余若泉（达甫）及安桂林等被迫转移北京、上海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唐继尧《复国务院详查安匪桂林赴京上牍电》说：“该苗蛮代表安键与桂林同族近支，安键等特为匪党煽惑；……以至赴京上牍”。 安健先生是首批同盟会员，参加过钦廉起义、河口起义、广州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贵州支部长；贵州讨袁总司令；川边宣抚使（见《贵州地方志通讯》198 3年三期林仲明《安健》文）。 安健先生为革命积劳成疾，于1929年（民国18 年）10月12日在昆明逝世。在龙云资助下，遗体移回贵州六枝故里安葬，国民党追认其为：陆军上将。 辛亥革命，给边远落后的贵州彝族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为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救国、解放斗争准备了前提和条件。 从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到1919 年“五四运动”拉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至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贵州彝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祥，前赴后继，革命情绪高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坚持政治、思想、组织上的独立性的原则下，实行“国共合作”之前，就帮助孙中山于1921 年5 月创办黄埔军校。大方彝族杨伯瑶由广州驻军司令龙腾庄部，进入黄埔一期；毕业后参加北阀；解放后在剿匪和民族工作中，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见附后照片）。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于1927 年1 月12 日，开始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工农民众。贵州彝族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红军长征在黔西北建立红色政权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从此，拉开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盼星星，盼月亮，贵州人民终于盼到救星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龙腾乌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拂去乌蒙山厚重的历史尘埃，彝族人民亲自实践和体会到“翻身、平等、作主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意义。 1936 年2 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大方成立。黔西北彝族张海清、张孟生（即沈少友）父子、杨树尧、万里明、熊炳章、杨少武、刘彬文等随红军队伍爬雪山，过草地，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见附后照片）。 长征红军于1936 年3 月21 日最后离开贵州后，贵州彝族人民在白色恐怖下，顽强坚持革命斗争。 中共上海局于1948 年派遣贵州六枝彝族地下党员安毅夫（安健先生之子）回贵阳从事革命活动后，曾秘密去香港接受党的指示，于1949年2月与姚国安等建立“中共贵阳特支”, 秘密与各地联系组织武装斗争。 盘县彝族地下党员龙德霖和参加过滇军台儿庄抗日战斗的龙腾霄等，于1948 年8 月8 日组织盘县游击团，与贵州保安22 师一团，兴仁保警大队，盘县保警队等反动军警展开顽强战斗，先后作战27次，歼敌711人。 威宁彝族地下党员陆宗棠、陆思明、陆发奎、安启崇、禹志超、卢涛等和参加过卢汉率领的60军台儿庄抗日战斗的卢嵩岚，于1949年10 月前后组织、成立威宁游击团，先后与宋希廉残部76师和李弥残军佟登文部，在滇东北、黔西北作战，陆宗棠、陆发奎壮烈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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