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府志》等汉文史志，把这种宗法社会形态，描述为“西南夷俗尚鬼（尚鬼，应为彝族崇拜祖先）以竹为葆（葆为尊重、保护）谓之鬼筒（彝族称祖宗灵筒）推其大宗主祭（大宗，即长房、长子）谓之大鬼主”（彝语称长房、长子为“赫歇”，没有’‘鬼主”的意思；明朝天启年间的彝族起义将领安帮彦称自己为“四裔大长老”，可见安帮彦当时也认为“大鬼主”之称不确切）。 秦代至东汉时期贵州彝族“纪莫”政权史事 纪莫，是彝族宗法地方政权君长，彝汉文史志译音有苴摩，主穆、纪姆、兹莫等同音异写。 秦始皇统一中原前后，六祖默部慕阿齐6世即希姆遮38世武穆纠，在希姆遮6世密喳拐的“濮与乌”、28世娄珠武后裔武氏十二部“武液哪”、32世六祖武部（亦称“武液哪家”）的地域崛起（今云南东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和西部）即承袭六祖分支前的娄珠武后裔武氏和六祖武部的传统宗法权力的基础上，确立了宗法奴隶制。彝文古籍先后称这一区域为“武米”（武氏之地）和“液哪米”（黑水之地）；汉文史志称其境为“夜郎国”。 到武穆纠之子纠阿诺之时（《中国彝族通史纲要》等书写作纠洛或龚龙；并认为纠阿诺、纠洛、龚龙即汉文史志记载的多同）汉武帝遣唐蒙人境灭夜郎置牂柯郡，由武穆纠和纠阿诺承袭的“武米”和“液哪（夜郎）”宗法奴隶制方国“纪莫”政权从此衰落。 《大定府志》 记载“液哪”（夜郎）地域说：“夜郎（夜哪），盖东有遵义，中自大定（今大方），西连曲靖而西包东川、昭通，南跨安顺、兴义而止乎泗城（今广西北境），故曰：夜郎最大。” 与这一段历史有关的文物、古籍，有威宁出土流入昭通，而后被收藏到西南师范学院的彝文“液哪”（夜郎）铜印（见《昭通画报》照片）；有已翻译出版的《彝族源流》记载的“武液哪世系”和已在贵州民族学院翻译成卷册的《夜郎法典》、《夜郎在柯乐》、《夜郎史传》等。 西汉中央政权被王莽篡夺后，西南夷地区自然灾害和战争并起：先是滇东北境发生“二十一日计一百二十四次”的大地震；后是王莽连续“调巴蜀、广汉、犍为吏民”和“天水、陇西骑士”，驱“二十多万人马兵夫”，对“纷起反莽”的“西南叟夷”进行6 年多的镇压（见《 镇雄大事记》）。 在自然灾害和战祸并起中，笃慕后裔布部慕阿克7世德阿布，默部慕阿齐11世德阿施，相继从云南中部东移，进入慕阿齐7世纠阿诺后裔在滇东、黔西一带的分布地各君一方。 ——六祖布部德布氏后裔，进入北盘江流域的兴义、兴仁、安龙、贞丰一带的，称布吐珠液君长家（彝文古籍翻译有必吐珠义、濮吐珠液等同音异写）；进人今安顺一带的，称布播勒君长家（彝汉文史志译音，有必拜勒、不波楼、普露静、热布巴拉、巴兰、普里、普宁等同音异写）；进入今威宁、赫章一带的，称布俄索君长家（彝汉文史志译音，有必俄索，毕俄勺、布乌撒等同音异写）。 ——六祖默部德施氏后裔，除勿阿克（烘阿克）在云南东川承袭闷畔部必额勿君长宗法权力，称阿竽卢君之外，（又称兜苴或都主部，凉山称阿都）其余各部进入贵州情况为： 勿阿楼（烘阿轮）称慕卧热君长（郎岱）；勿阿乃（烘阿乃）称阿洼惹君长（普安，有阿旺仁等同音异写）；他们的后裔为明代以来的盘县（老普安）、郎岱（慕卧热）普安（新普安）一带的龙氏、陇氏和安氏。 勿阿纳（烘阿纳）进入黔西北后，在鲁必嘎纳地方祭祀祖先，驻治今赫章柯乐（古液哪君故地），发展先祖道氏纪、莫、布（君臣师）三位一体宗法制度为纪、莫、布、构（君臣师匠）四位一体宗法奴隶制地方统治政权；以耕、牧为本，兴采矿、冶炼各业，把柯乐建成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落邑。 彝文古籍记述：能沽落姆（成都大城）是织帛、打铜的地方；由能沽落姆经尼兹落姆（宜宾大城）过柯乐落姆（柯乐大城）即到点措落姆（点苍大城即今大理）。就是彝族先民们“冲泥如雷吼，制作咂酒坛”的地方。今遗存在毕节地区境的南方丝绸之路——“南夷道”上的古文物，有赫章柯乐出土的“武阳传舍铁炉”（武阳：今川西平原之彭山）等众多物件，有威宁可渡河畔的“烽火台”等。 《爨文丛刻•治国论》等彝文古籍说：“汉光武年间，君长勿阿纳与伊佩徒钟义、什益咪阿佐二贤臣，论述安邦治国之道”。 《大定县志》载：“勿阿纳自立为王，立规章法今，设四十八目”; “勿阿纳已而入晋乐。晋乐，夷语谓之更诺（汉语译音称黑羊，彝义为：林原）即今贵阳也，又西南驰至都匀洞，夷语谓之租义歹（义为彩虹地）……于是部族转盛西南，越存水（存水、遁水、牂柯江即今北盘江）至竹子岭（竹子岭在今云南会泽境）世谓之卢鹿部（卢鹿或鹿卢，义为龙虎，多称倮罗）卢转罗，为罗氏鬼国（应解释为：龙虎部落宗法奴隶制地方政权）”。 樊绰在《蛮书》中说：“此等部落，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跪拜……大部落则大鬼主（大宗主），百家则小鬼主（小宗主）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 勿阿纳后裔，为明清之际的贵州、水西宣慰使安氏统治家族。 蜀汉至中华民国时期贵州彝族史事 公元二世纪末，中原曹、刘、孙三氏纷争，西南黄巾军在马相带领下杀益州刺史。是时，李恢任庲降都督，治所从南广（云南镇雄）迁驻平夷（今毕节），彝族比跻（毕节）部在内外夹击下西入云南楚雄（见《大定县志》），彝族默部德施氏勺阿妥后裔妥阿哲（汉称济火）从芒布（云南镇雄境）入居比跻（毕节）举行宗支大祭立祠，称其地为龙更（噜迪，陇勾，汉文史志称罗甸国）。 刘备入蜀后的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为实现其“隆中对策”，兵分三路实施军事和政治攻势，发起对南中高定、雍凯、孟获等联合反抗蜀汉征其僰童、牛马、金银、丹漆的“讨伐平定”。 孔明亲率西路军，经建昌（今凉山）杀高定，渡沪水（金沙江）南下永昌（今云南保山）灭雍凯，而后东进与中路军李恢和东路军马忠会师建宁（今曲靖），对孟获实施军事攻城威慑和政治攻心结盟的战略。 诸葛亮采取“图画”示意，解决语言障碍，贯彻汉夷都是共一个天地日月和国家的龙的传人，大家都要服从太守统治，官吏、酋长要体恤夷民等政治纲领（见《华阳国志．南中志》）实现了“隆中对策”中“南抚夷越”的南征目的。又运用马谡“攻心为上”之策，与资助南征军兵马粮草的妥阿哲（济火）祭天盟誓，奏请汉后主封济火仍为罗甸国王“世长其土”（罗甸，罗为老虎，甸为坝子，即今毕节市虎踞山下的市区坝子）后人为之刻石竖碑，被彝汉文史志称作“妥阿哲纪功碑”或“济火纪功碑”（残文内容见《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其后，罗甸国驻治东移白乍戈（汉文献中有的将白乍戈写作牂柯，白为山坡，乍戈、乍果、牂柯为云雾笼罩，即雾笼坡）称其势力范围为“阿哲米”（即妥阿哲辖地），治所“慕俄格”（慕俄格金殿遗址今为奢香陵园）。 同时，蜀汉封南中俊杰孟获为“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之“中丞”官爵，将移往蜀地的“万余家南中青羌”加以整编为劲卒，号称“飞军”，加强了蜀汉“北伐曹魏”的人、财、物力。（见《华阳国志、卷四》） 继而“命李恢为建宁太守，命马忠为牂柯太守”；马忠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有较明智的建树，因而弘治《 贵州图经志》 说：“罗甸国上表，请尽归牂柯”。马忠死后，牂柯各部“为之立马王庙，遇水旱之灾，众聚其庙祈祷”（通过这种方式象征民族团结便能克服各种灾难）。我们今天可从史志中记载公元225 年至263 年蜀汉时期“南中夷汉安之”的政局评述中，得以明了马忠注重民族问题的深刻意义。 正常的民族关系一经建立，由此而来的是民族间更正常而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对此，东晋常璩在其所著《 华阳国志．南中志》 中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 由此观之，不仅可见民族团结则社会安定和进步繁荣的重要意义；还可从三国、两晋之际进入南中的汉族学者们在其言论中已达到“半引夷经”地步的情形，看出当时彝族文化在南中地区已比较普及。 蜀汉之后，中原连续产生西晋八王混战；东晋十六国裂土；南北朝对垒等长期大动乱。直至公元6 世纪唐灭隋为止的其间350多年中，中原无力顾及西南夷；采取“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的“羁縻”政策，彝族宗法奴隶社会在平静封闭中进入鼎盛时期。 公元728 年，彝族在云南大理建都的南诏国四世国王皮罗阁的势力，到达黔西北乌撒（威、赫）渐及黔北播州（遵义）。是时，贵州彝族默部为阿哲阿武、阿哲必额、阿哲阿琪后裔分治戛勒（水城）、慕俄格（大方）、纳阿岱（六枝郎岱，亦称慕卧热）；到唐朝“矩州刺史谢得成招慰昆明（昆明夷）比楼（必额部）等七千户内附”后，以必额莫翁建于今大方城东五指山下的“九重宫”（九层衙）为姚州治所，封莫翁为姚州刺史。从此，贵州彝族对外联系，日趋频繁。（见附后照片） 如《元和郡县志》 叙述当时贵州夷区对外交通情形说：“夷人于大江之上置藤桥，谓之笮”（笮抖即苲抖即索桥。索桥是彝族先民历史上在交通建设方面的一大创举，它无疑是现代铁索吊桥的前身。见附后照片）。 公元8 世纪唐文宗开成元年，默部46 世阿佩入朝“献牂柯地千里，封罗甸王，封其别帅为滇王（寻改普宁王）”唐武宗时，又“封阿佩罗殿王”, “王治在贞丰罗王亭”（见《 唐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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