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坎坷求学路

    我从此再也没有提过退学的事，只有利用假期拼命帮母亲干活、除草、种田、犁地、挖水沟、背肥料、砍柴……累得精疲力竭，晚上还要坚持在煤油灯下读书。当地彝族认为女人犁地会导致家庭衰落，往年每到犁地的季节，母亲都去央求亲戚邻居帮忙。这一年，我14岁。由于营养不良，虽然我长得很弱小，但我毅然把犁背在稚嫩的肩上去犁地了。承包地离家3公里远，当我背着犁来到地头，早巳气喘吁吁，疲惫不堪。我咬咬牙开始干活。可是那头耕牛见我那么弱小，根本就不听我的使唤，眼看着日头偏西，连一分地都没犁好。绝望地站在那里，联想到家中的困境，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我走到陡峭的悬崖边。此时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亲人的面容，一想起自己的死只会给母亲和姐妹带来更大的痛苦，我才没跳下去。颓然地倒在地上痛哭一场，然后背着犁回家。

    1988年6月，我面临初中毕业考试。一天上午，我得到通知：学校推荐我代表毕业班参加全省数学竞赛。下午，正在为参赛做准备，家乡的一位邻居匆匆赶到学校，对我说我母亲病了，要我回家看一看。我马上就意识到肯定是母亲病危或已去世。因为母亲从来不因为任何事情影响我的学习。

    我立刻从县城往家跑，边跑边哭，邻居在后面紧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我就停下来歇一歇，我跑一程，停一会儿，哭一阵，当我踉踉跄跄地跑完25公里山路迈进家门时，昏迷不醒的母亲正静静地躺在舅舅地怀里，我立刻把母亲抱住，连连呼唤着“妈妈!妈妈!……”母亲睁开眼睛示意儿子听她嘱咐。我把耳朵贴在母亲嘴边，听到母亲非常吃力的说：“孩子，你的命真苦，当你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却要离开你了……妈妈心里很难过，对你放心不下，可是没有办法，妈妈再也不能供你读书了。妈妈死后你不要悲伤，你读书才是大事，千万要把书念完。”母亲说着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500元钱，嘱咐我用这笔钱来完成学业。这是我的母亲用十几年的时间攒下的血汗钱。 第二天，这位年仅42岁、可敬的母亲悄无声息地走了，给儿子留下一桩未完成的夙愿。母亲去世后，丧事由家庭里的长辈们主持。在长辈们看来，用妈妈临终留下的500元钱来办丧事天经地义。我一再强调：“母亲临终前嘱咐，这笔钱只能用来供我读书。”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意遵从妈妈的遗愿。葬礼完毕，那500元钱一分不剩，家里的耕牛和羊也全部宰杀掉了。为母亲举行葬礼的时刻，面对熊熊燃起的火焰，我痛不欲生。夜阑人静，只剩下我和二姐、妹妹3个孤儿守在家徒四壁的土屋里。也就是从那时起，年仅17岁的我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我整夜整夜地失眠，一遍又一遍地回想母亲临终前的依依叮嘱，一直流泪到天亮。

    五天之后，我以惊人的毅力回到学校参加初中毕业考试，竟然以7科500多分的优异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名，被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录取，这所学校每隔三年面对全国少数民族学生招生一次。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悲喜交加，忍不住抽泣。妈妈，您付出了一生的辛劳，就是为了让儿子考进一所好学校，学到知识成为有用人才，可是您却来不及听到这个梦寐以求的喜讯了……

    等到我冷静下来，细看录取通知书上的注意事项，惊呆了，每学期加上路费需要近千元的费用!对于一个穷孤儿来说，这简直是天文数字。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揣在怀里，不吃不睡，呆呆地想了好几天。贫穷又一次成为求学之路难以逾越的障碍，我只有默默地收藏起那张录取通知书，报考了当时收费最低的中专学校——四川省彝文学校。

青年时期

    1988年9月，第一次出远门的我背着破旧的铺盖来到西昌进入省彝文校，攻读彝汉双语翻译专业。对于我来说，可怕的饥饿岁月并没有结束。学校每月按时发32元菜票和32斤粮票，但是一个月的菜票就是再节约着吃也只够用半个月，每月至少要添上30元左右才能勉强解决吃饭、穿衣、学习用具等费用。同学们都会按时收到家里寄来的生活费，我却只有靠自己想办法。我在学校附近的餐馆和理发店打工，干最脏最累的活儿，每天才挣到几元钱，但是不久就被解雇了。饿得实在没办法，我就用学生证在学校附近的饮食店里赊帐吃饭，时间一长，店主再也不赊给我。有一天傍晚，饿得走投无路的我漫无目的地走到了西昌边缘的近郊，看到农田里的胡豆还没有收割。我犹豫再三，终于伸出手去拔了一些。回到学校，我躲在一个角落里用火烧着吃了，胡豆半生不熟，掺着我咸涩的泪水。

    1989年12月的一天早晨，家乡传来消息，妹妹病得卧床不起，我立刻去班主任那里借了从西昌到布拖的车费，匆匆忙忙地上路了。从布拖县城下车以后，我还要赶25公里的山路，此时我已饿得前心贴后背，但是我没有钱买饭吃，只有勉强支持着赶路。当时，路上堆积着刚刚融化的积雪，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当我走出19公里，路过火烈乡的时候，饿得眼前发黑、两腿发软，一下子跌倒在地上。附近的一个农民走上前扶起我，把我送到了乡政府。一走进乡政府大院，我就直接走进食堂，那时正是中午，食堂的灶上正煮着半生不熟的饭。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等不到来人同意，舀起一碗饭大口大口地吞咽。这时炊事员走进来，一声不响地看着我，过了好一阵才问：“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没经过允许就自己舀饭吃?”我惊恐地说：“我饿坏了。”这时，门外进来很多人，其中一个年轻人是我的初中同学，他帮我付了饭钱，送我上路。   

    我经常利用假期在布拖做半夏、花椒、羊皮等小本生意。背着麻布口袋，走村串户、挨户挨户地收购，有时走到离家20多公里的远的村寨，在烈日下，我汗流浃背地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豆点大的汗珠不断往下掉，我不觉得苦，总是这样挣着每学期所交的几十元学费。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读了三年中专，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很好。我还在《凉山日报》彝汉文副刊里陆续发表了《父亲的葬礼》、《婚变》、《我们这个年龄》等多篇散文、小小说、诗歌等。

    1991年7月，我中专毕业后回到家乡布拖参加了工作。我一直没有忘记母亲的遗愿，没有忘记读完大学的梦想，没有忘记我一生的志向。我白天努力工作，入夜灯下苦读。1995年，我参加了成人高考，以5科500多分的优异成绩被省城某所大学录取(每科150分制)。当我展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激动得手指都在颤抖。

    然而，喜悦很快就遮上了难以消除的阴影，因为我交不起那笔每年两千多元的学费。面对那张入学通知书，我不停地苦思闷想，不停地哭泣流泪。至今，我还小心翼翼地收藏着那张纸，收藏着一个难圆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