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 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父亲是位精瘦的汉子，性情刚烈，是家里的顶梁柱。不料，40刚过便与世长辞。那年，我才3岁，父亲的死给原本就穷困潦倒的生活雪上加霜，我的母亲一人支撑起朝不保夕的家，她没日没夜地为农活和家务操劳。我年满7岁那年，母亲把我送进了校门。那时，我每学期只交几元书本费，尽管如此这对于母亲来说也是难上加难，她要卖掉家里的鸡和鸡蛋换钱，上山砍柴、采蘑菇换钱，总是东挪西凑才能交上书本费。 我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从来没穿过鞋子，身上的衣服是母亲用破烂布块一线一线拼接而成的。当我身穿由各种颜色的碎布组装而成的“新”衣走进教室时，班上淘气的同学就拿我寻开心，他们蜂拥而上，把我围在中间指指点点地取乐。我委屈地哭过很多次，每次母亲都忍着心中的痛苦劝导我：“衣服破烂不要紧，只怕学习不努力。”我记住妈妈的话，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是数一数二的。那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召开运动会，没有鞋穿的我硬是光着脚板，卷起裤管跑了个 从家到学校有两公里路，中途必须经过一条没有桥的河，每到冬夏季节，这条河都会给我带来很大的危险和困难。冬天，河面结了冰，冰面如果冻得不结实就会突然塌陷，我的脚板和腿部被锋利的冰块划破，鲜血直流。幸亏冬天河水不深，没出危险。但是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冻得我浑身发抖，牙齿打架。每逢夏天，河水上涨，特别是下暴雨时河水猛涨，我就只有站在河边淋着雨耐心等待。有一次等到天黑也不见河水退去，我看着河水放声大哭。这时，在家里等急了的母亲请来亲戚把我背过河去。有一天雨后放学回家，又遇到河水上涨，我等了一阵，不见河水退去，由于回家心切，我便选了一处很窄的河道趟水过河 (那时我还不懂河道越窄水流越急)，以为能尽快到达对岸。没想到一脚踩下去，脚底下的砂石全被水流冲走，我一头栽进河里，幸亏此时有一个农民路过这里，奋力把我救上来。可是，书包被河水冲得无影无踪。没有了心爱的书本怎么学?我难过得哭了好几天，后来我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共用一套课本读完了那一学期。 不久，村子的农户重新分组。由于我家只有母亲一人是劳动力，所以被人们视为负担，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分组都结束了，我家还是没人要。母子五人抱头痛哭，母亲对我说：“孩子啊，落后了就要被人瞧不起，你一定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做个有本事的人。”我过早地懂得了生活的艰辛，那年我才8岁，每天天没有亮就起床帮母亲干农活、做家务，放学以后继续到田里苦干，直到天空缀满星辰。在班里，我的学习一直出类拔萃。读到小学四年级，班上同学们都有了精致锃亮的钢笔，就我一人只有一支圆珠笔，我很羡慕，死缠母亲要，母亲答应我成了“三好生”才买。为了梦寐以求的钢笔，我扫地、擦黑板、洗桌凳、挑灯夜读……后来果真成了班上的“三好学生”。母亲卖掉了一大筐洋芋，买了一支黑亮的“光华”钢笔奖励，我高兴得又蹦又跳，妈妈的眼睛里闪着莹莹的泪光。 少年时代 1985年，我小学毕业了，并以西溪河区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离家 初中阶段正值身体发育期，学校的定量饭远远不够填饱肚子，同学们都用母亲寄来的钱买饭吃。我却对母亲谎称“吃得饱”，从来不要家里一分钱。1986年12月初的一天早晨，学校事务长通知说，还没有交口粮的学生中午就停伙，只有回家交来粮食才能开伙。我早饭只吃了一个馒头和一两稀饭，听完通知就立即回家了。我走了三分之二的山路，就开始饿得两腿发软，难以支持，脚底砂石一滑，便瘫倒在地上，再也不想起来。我心里明白，不起来就意味着饿死在野外，于是爬起来继续走。当时是雪后初霁的天气，遇到洁净的积雪，我就捧起来大口大口地嚼咽，遇到山涧，就迫不及待地喝起来，希望因此能有一种“饱”的感觉，以增添一点力量。可是，除了肚子里咕咚咕咚地增加了负担以外，没有带给我一点点力气。我饿得头昏眼花，像喝醉了一样，歪歪斜斜、跌跌撞撞地走着、走着……不知走了多久，突然看见一群年轻人在放牧，我用尽全力喊了几声，牧民们发现了我，朝我跑过来，直到被他们送回家，我才知道，那 中学毕业临考时，我得了痢疾，每晚上闹肚子要起来五、六次，这样折腾两、三天后，我吃不下一点饭，只剩下皮包骨头，感到头重脚轻，晕头转向。有时甚至晕倒在地上。但懂事的我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把病情告诉母亲，我想，比起母亲的艰难处境，自己的病算不了什么。班主任田忠群老师知道后，她叫来同学背我到医院，并付了治疗费，两天后，我病情好转，顺利参加了升学考试…… 尽管初中时期的生活如此艰难，我却没有影响学业。想到母亲为了供我读书而起早贪黑、拼命劳作的情景，我就更加努力，废寝忘食地苦读。每当夜晚，教室和寝室的灯都关了，我就悄悄点起煤油灯看书，早上起来，鼻孔都熏得乌黑乌黑的。煤油用完了，我就躲在过道或厕所的灯光下读书，经常读到凌晨一、两点钟。由于我的不懈努力，每读完一学期，我的学习成绩都要上一个台阶，初二之后的每学期我都取得全科成绩优秀奖，受到学校的表彰。 此时，母亲为供养我读书，长期持续超负荷的劳作和承受精神上的沉重压力，已积劳成疾患上肺心病，常常倒在田里昏迷不醒。我放假回家，半夜醒来总是见母亲醮着猪油滋润着她那松树皮一样裂开出血的手和脚，然后忍痛用粗针大线缝合，并时常听见母亲忍痛的呻吟声，母亲的呻吟声像针一样刺痛着我的心，我一次又一次地恳求母亲：“我不想再念书了，我要帮您干活。”母亲却一口咬定：“不能荒废学业。”许多亲戚、朋友也都上门规劝：“家境如此艰难，就别让他上学了。”母亲说：“我这辈子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像我一样活下去，再苦再难我也要供他读书。”我劝母亲买点药治病，母亲连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 1986年暑假里的一天我和母亲到离家六里远的承包地里挖洋芋。挖够两筐之后，母子俩背着沉重的大筐往家走。爬坡的时候，我听到身后传来东西翻倒的声音，回头一看，天啊，母亲仰面摔倒在地上，洋芋散落在她的周围，背绳套住母亲的脖子，我哭喊着扑过去扶起母亲，只见母亲面色惨白，极度虚弱，她微微睁开眼睛安慰儿子：“孩子，妈妈没事。”等母亲完全清醒过来，我跪在母亲面前，求母亲别再让我读书了，让我在家帮着干活。母亲听了，满脸愠色，“啪”地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你不回学校读书，我死也不能瞑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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