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宋时期的西南地域，很少与中原交通。蒙古大军征服云南后，首先开通了中庆（今昆明）经建昌（今西昌）和中庆经乌撒（今威宁）乌蒙（今昭通）的两条入川驿道；在此基础上，于大德年间开通了乌撒经毕节的入川驿道。本研究首先对乌撒毕节驿路开通前该地区封闭的社会环境及元朝将其纳入版图后的治理措施进行了介绍，接着运用相关史料对乌撒毕节驿路开通于大德年间进行了实证，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习俗、血缘等维度对该道开辟后民族融合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指出通过元代设置政区，修筑驿路；明代沿路屯田，土流共治；清代改土归流，强化商贸等措施，逐渐形成乌蒙山地区民族大杂居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元代；乌撒毕节驿路；开辟；民族融合；实证

唐宋时期的西南地域，南诏、大理曾先后雄居一隅，“贵州之地，自唐、宋以来通于中国者，不过什之一二”，关岭以西即被阻隔，“元代以前这里的少数民族，不与中原交通。关上有蛮夷把守，过关者须经允准，由守关人放下绳索，挽引而上，故称关索，关索乃过关之索，非人名也。”经历百年割据以后，秦汉时期先行进入西南的中原汉人早已融入当地少数民族，带到西南边疆地区的中原文化也消失殆尽。“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宋辽金夏的分裂局面，不仅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而且对形成现代中国疆域具有重要意义。”忽必烈重新将西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大将兀良合台平定云南后建议：西南夷，汉尝郡县之。设官料民，俾同内地，此其时也。兀良合台的建议得到蒙古统治者的批准。元代是中华版图形成的最重要历史时期之一，中华民族基本分布格局在这一时期形成。蒙古大军进入云南之前，乌蒙山地区处于唐宋与南诏、大理之间的缓冲地带，中原王朝与偏居一隅的南诏、大理政权对这些地区的统治较为薄弱，以笃慕家族为代表的彝族先民逐步占据并统治着乌蒙山地区。东爨以言语不通，散依林谷得不徙，而七部于是起焉。东爨即乌蒙山地区彝族先民的主体部分，根据《彝族史稿》，黔西、大方、安顺、赤水、古蔺、威宁、镇雄、昭通、宣威等处，都属于东爨区域，由于语言的藩篱，所居地高山深箐，与外界沟通困难，他们就在这一地区发展壮大起来。影响较大的有磨弥部、乌撒部、乌蒙部、必畔部、茫部部以及水西安氏等。由于元代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地跨今天贵州省毕节市、云南省昭通市和曲靖市，原住居民、文化习俗和山形地貌较为接近，为方便研究，本课题以今天的毕节市为主，即唐宋时期乌蒙山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乌撒、水西两个君长国领地，在元代乌撒毕节驿路开通后由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如今天毕节市范围内的蒙古族、回族、白族大多在元代迁入的史料证据，介绍各民族通过元明清三代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今天大杂居分布格局的历程。

一、乌蒙山地区早期封闭的社会环境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越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随牛羊到处迁徙，没有固定的居住之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繁，朝代屡屡更迭。西南的这些部族逐渐发展，以笃慕家族为代表的彝族先民逐渐占据了西南的广大地区，他们当中的一些支系，进入今天云贵川三省毗邻的乌蒙山地区，由于“言语不通”“散依林谷”，不再继续迁徙，在深山密林中或耕或牧，定居下来。相较于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他们相信万物皆有灵，认为山水阻隔、不与中原交通来自神明的力量：据说那很古的时候，彝族地方山神神力强，水不会外流出去；彝地路神神力强大，汉人难以通过。汉人偶尔到彝地，驻兵困难，过一趟就得及早返回汉地去。那时的彝人是彝人，汉人是汉人，泾渭分明；彝人成千上万，人多势众，汉人寥若晨星，没有几个。由于所居之地山高谷深，林木蓊郁，出入困难，与外界交往不多，笃慕家族及其姻亲为主的统治阶级，自中唐以来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由发展近五百年。

二、元代治理乌蒙山地区的主要手段

（一）蒙古大军平云南及滇东北地区归顺的情况。

蒙古大军于宪宗四年（1255年）绕道吐蕃进入云南，消灭大理后，于宪宗五年（1256年）诏兀良合台以便宜取道，“出乌蒙，趋泸江，刬秃剌蛮三城”，远赴四川与铁哥带儿合兵攻打南宋。据《大明清类天文之书》记载，东川部“丙辰年（1256年）归附”，乌蒙部“丁巳年（1257年）归附”，益良部“戊午年（1258年）归附”，芒布部“元初设达鲁花赤同部酋管理本部民户”。兀良合台进军云南路线，对照今天的云南版图介绍，即从西北进入大理，平定昆明、玉溪一带后，从东川、会泽、昭通一带进入四川，合力攻打南宋。

（二）黔西北地区是元攻打南宋期间逐步归顺的。

与云南省昭通市所辖地域情况不同，在今贵州省毕节市境内的乌撒、水西诸部是元攻打南宋期间，自西向东逐步归顺的。“罗氏鬼国位于今天的贵州西部，在南宋时发展为相对独立的地方民族政权，主体民族为‘乌蛮’。”“黔西北地区历史上曾分属于乌撒、阿哲两大彝族部落”，乌撒部所控区域大概为今威宁、赫章，阿哲部所控区域一般认为是鸭池河以西的黔西、大方、织金、纳雍一带，即水西地区，又称亦奚不薛。《元史》记载乌撒至元十年（1273年）始附，此时距兀良合台平定云南已经过去 18年；而乌撒以东的广大地区，归附的时间更晚，罗氏鬼国主阿榨至元十五年（1278年）归附，但随后又叛。至元十七年（1280年）三月，“诏讨罗氏鬼国，命以蒙古军六千，哈剌章军一万，西川药剌海、万家奴军万人，阿里海牙军万人三道并进”，大军压境下，各部首领不得不臣服，但元军一走，情况又变了；同年七月，“敕亦来等率万人入罗氏鬼国，如其不附，则入讨之”；直至至元十九年（1282年）六月，“征亦奚不薛，尽平其地，立三路达鲁花赤留军镇守，命药剌海总之，以也速带儿为都元帅宣慰使”；二十年（1283年）秋七月，“立亦奚不薛宣慰司，益兵戍守。开云南驿路。分亦奚不薛地为三，设官抚治之。”至此，水西及其周边各部始对元朝廷臣服；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因“其地甚狭而官府多”，并亦奚不薛宣慰司入八番顺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水西地区近十年的平靖终于让元朝廷放松了管制。

（三）元代治理乌蒙山地区的主要手段。

以今天云南昭通、贵州毕节两市为主的乌蒙山地区，归附元代的时间相差近二十年，但《元史》对该地区相关事迹的记载却几乎是同时的。乌蒙部虽于宪宗七年（1257年）归附，但相关事迹却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才有“以乌蒙路隶云南行省，仍诏谕乌蒙路总管阿牟置立站驿，修治道路，其一应事务并听行省平章赛典赤节制”的记载；乌撒部于至元十年（1273年）归附后，除立乌撒路，改军民总管府，改军民宣抚司，升乌撒宣慰司以外，近十五年内没有其他事项记载；在这一时期，乌蒙、水西均有激烈的反抗，但均被及时讨平，并且有“立塔儿八合你驿，以乌蒙阿谋岁输騬马给之”“诏签亦奚不薛及播、思、叙三州军征缅国”等记载。本课题负责人在前期研究中指出：元代对乌撒乌蒙等地的治理，是从开辟入川驿路开始的，在保障大都（今北京）至中庆（今昆明）驿路畅通的基础上，设置政区分块治理；在治理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屯军加强军事威慑；为保障屯军安全，又辅之以州县。可以看出，元代的边疆治理，是屯堡相恃、驿路相连、政区相嵌，相互交融，相互依托的一套组合拳。由于乌蒙归附蒙元的时间较早，元朝廷在该地的统治基础要好些，乌撒归附后，云南行省随即开通了经乌撒过乌蒙达四川的急递铺和驿站。经中庆出发，经沾益过可渡河进入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辖地，即通过今天的曲靖、宣威、威宁、昭通，出盐津老鸦滩乘船顺水而行达四川宜宾。

三、乌撒毕节驿路开通的史料依据

乌撒毕节驿路是元代云南行省进入中原重要的驿路之一，特别是元代中后期至明代贵州建省这段历史时期，成为云南进入内地最重要的通道。从中庆出发，经乌撒，一路东北行，过七星关，经毕节过赤水河，从永宁北上泸州到达四川。此道汉已有之，传“七星”之名即与诸葛亮驻军有关；“唐天宝中由东路伐南诏，起泸州，泝永宁，走赤水，达曲靖，此即今日自川入滇之道矣。元置邮传而道益通利”。关于此道的研究，现代学者略有提及，如中山大学教授温春来认为：“这条驿路在元代其实已大致定型，明军征滇路线，即与此基本一致。明初的开驿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系开通梗塞之旧路，或修整旧有道路、添设驿站等，并非新开一条道路”；沈江锋、李春霞在《毕节古驿道开发与利用综述——蜀汉至明清时期》中写道：“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塔出引兵自永宁出毕节，至周泥站（今毕节县境内），与叛军禄余战于七星关，并进兵云南”，只是未详细讨论。

（一）该道驿站大概在大德五年（1301 年）至大德八年（1304 年）之间设置完成。

《经世大典》记载：“五年正月十一日，太傅、右丞相完泽等奏：‘罗罗斯土人亦朋言，云南站道经四川地界，过秃獠蛮，形势险恶，宜改立一十二站。事白梁王及云南省官，遣人相视，亦言其便，是以闻。臣等议，先是忙兀秃鲁迷失、怯来、张闾各言改站之便，以其道出三省之境，三省之人恐及其地，各欲自私，其论不一。若准此说，即令改立，恐不能定。不若降旨，令都省选人，与云南使者及建言土人，及各省所委之人，亲身遍历，凡所言改立之路，相视何处可立，即当改立，托故不立者，罪之。’制可。乃赐亦朋等二人各裘帛二，从者半之，遣还。”此道所经乌撒、毕节、永宁一带，即上文所说云南、四川、湖广“三省之境”的犬牙交错地带，乌撒属云南，毕节（亦奚不薛领地）属湖广，永宁属四川。改变驿站设置布局，缩短道路里程，最益者是云南，劳民伤财者是湖广，故“其论不一”。此方案提出半年，即遇水东宋隆济和水西蛇节起义，置驿一事暂时被搁置，但路已开辟，能行军，从大德五年、六年、七年四川行省、湖广行省军队的行军路线可以看出。蛇节起义的主要战场，在今金沙至大方一带区域。起义失败后，蛇节领兵向西逃避，湖广行省平章刘二拔都、播州宣抚使杨汉英等率军穷追不舍，至今赫章县城追上蛇节。《经世大典》记载：“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刘平章至阿加寨，追及蛇节。二月一日，出降。其党曲捧阿暮等四十余人皆出。三月三日，领兵自必加回程，奉旨斩蛇节”。引文中地名“阿加寨”，在战争之后被称为“墨特川”，“必加”即“毕节”，未提及所经之地的驿站及关隘。而三十年后禄余反元时，该道的七星关已成必争之地，“陈兵周泥驿”“制命至撒家关，禄余拒不受”等，该道路沿途的军事地名增多了。乌撒毕节永宁道驿站设置大概在大德八年（1304年）前完成。此道开辟成功后，云南行省还想进一步改善驿路。《经世大典》记载：“大德九年闰十二月二十一日，丞相完泽等奏：‘去年怯来上言，云南经由亦奚不薛改站，道平，又捷水路二十余站。今赛因不花却言若改此道，经由己地，其民即目差税军站，犹且劳苦。若又重立此站，民不能存。臣等谓赛因不花私其民之说如此，若果顺便，其言可听。今乞令云南、湖广两省，各差一人，同往相度合改与否，拟定上奏，至时决之。’奉圣旨准。”,根据云南行省的意图，还想增加亦奚不薛至播州的驿站，播州宣抚使杨汉英（赐名赛因不花）认为没有必要，加上播州民力已竭，无法负担。今天看来，杨汉英的建议是正确的，从毕节至泸州走水路，比前往遵义北上重庆再走水路东行便捷得多。

（二）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经此道出镇云南。

《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梁王台在毕节卫城东北¨里。元梁王出镇云南，过此所筑，遗址尚存。”《] 毕节县志》记载：“梁王台在城东二里许。相传元封梁王于滇，道经毕节，因筑行宫，今仅存瓦砾。”考元代坐镇云南的梁王有六位：一是皇孙甘麻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封梁王出镇云南；二是皇曾孙松山（甘麻剌长子），至元三十年（1293年）封梁王出镇云南；三是诸王老的，梁王松山有疯疾，至大二年（1309年）代梁王坐镇云南；四是王禅，延祐七年（1320年）封云南王出镇云南，后于泰定元年（1324年）改封梁王，继续坐镇云南；五是孛罗，最晚于至正六年（1346年）到云南，至正十五年（1355年）晋封为梁王；六是把匝剌瓦尔密，至正十六年（1356年）封梁王出镇云南。甘麻剌和松山出镇云南时，乌撒毕节道未开，不可能经此道入云南；王禅、老的、孛罗出镇云南时，封号还是其他王，镇守云南期间才改封梁王。因此，道经毕节并筑行宫的梁王定是把匝剌瓦尔密无疑。

（三）元代后期，该道路成为内地前往云南的主要通道。

这条道路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可以从明初的记载中看出来，《洪武实录》记载：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乙未，遣使谕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等曰：“得报，知永昌侯驻军建昌，大军七月二十八日已击败乌撒，次第搜捕林箐诸蛮。然此地山高地隘，必不可轻动，宜以永昌、平凉、安陆三侯，王、张、郭三都督军会而为一，以大势压之，则一举可殄矣！人自七星关来者又云：芒部、乌撒之蛮至夜举火挈家入霭翠之地。符至，可谕霭翠之民缚送军前。其关索岭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军蹂之，开此道以接普定，则芒部酋长必尽获以来。将军其熟图之”！其中“关索岭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关索岭西北之正道，当即傅友德偏师郭英一路计划行走的永宁、毕节、乌撒道。《云南方舆纪要序》“元人取道泸州，置驿于永宁、赤水之间，盖用蜀之东南……明初规取云南，太祖谕傅友德曰：‘关索岭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1]是对此道是元时“正道”的进一步确认。明代，贵州建省后，流官治理成效显著，贵州境内占山为王者逐渐铲除，道路基本畅通，云南前往北京的大道慢慢改经曲靖、普安、贵阳，再经湖广北上。沾益、乌撒、毕节一路，到天启年间已沦为“乌撒入蜀旧路”了。

四、乌撒毕节驿路开辟促进民族融合的效果

道路具有极强的政治作用，它不仅是物理上的连接通道，更是政治控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统一的工具。无论古今，道路都是中央政府对地方和边疆进行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中央政府能够更有效地调动军队、传递政令、征收赋税，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元朝利用强大的军队进行武力统治，老百姓承担着繁重的徭役和赋税，通过修筑驿路、设置政区、屯军防守等多管齐下的手段，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良好局面。

（一）政治上的融合。

至元二年（1265年），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这是全国通行的情况，在乌撒等设置宣慰使司的少数民族地方，还配备了一名土官宣慰使，与另外二名流官宣慰使共同管理地方事务。“元始置顺元、乌撒二宣慰司。而出征之臣，使命之将，史且不绝于书”；“元代乌撒土官有四世：阿木（那苦阿姆）、普利（阿姆朴娄）、禄余（朴娄鲁迂）、诺哲（鲁迂诺直）”，课题组所查阅到的乌撒流官，除蒙古人外，还有契丹人宣慰使忙古带，汉人宣慰副使兼管军万户李京，汉人管军万户刘元亨，回回人同知牙那木、刘孛儿直等。今大方县凤山彝族蒙古族乡的蒙古族，大概就是当时留下的；今七星关区“撒拉溪，系彝语音译，意为回族居住的地方。相传元代为回民军队驻地。明初设屯堡，称撒喇堡”；“威宁西北一带，昆连滇之昭、鲁，多回族。其先皆出甘（肃）新（疆），随元明两代征西南，故移殖于滇及黔之边地”；白族是大理国时期建立政权的民族，元代派往各地屯田的军士中就有白族，“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立乌撒路军屯。除了行政手段推动各民族官员、军人之间的交往交流，促进民族融合外，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治理后，中央王朝的向心力逐渐增强，面对反叛者，西南一些土著民族开始出现拥护中央王朝的自觉行为。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云南茫部路九村夷人阿斡、阿里诣四川行省自陈：本路旧隶四川，今土官撒加伯与云南连叛，愿备粮四百石、民丁千人，助大军进征。事闻，诏嘉其去逆效顺，厚慰谕之”。

（二）经济上的融合。

主要体现在货币逐渐统一上，赛典赤刚到云南时，云南还在普遍使用贝作为货币交易，赛典赤依风而治，至元十三年（1276年），“以改定云南诸路名号来上。又言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实所未谙，莫若以交会、贝八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并从之”。乌撒路立于至元十三年，可见也在赛典赤改定诸路之列，云南各地的情况大体相同，“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暮而罢。交易用贝子，俗呼为贝八、贝壳。”可见今天乌蒙山地区流行的“赶街子”，历史已经非常久远。公私通行的“贝壳”，到了元代中后期，当购买大宗货物时，逐渐被金银取代。大德五年（1301年）云南行省令乌撒土官普利买马助军征八百媳妇，此时正值宋隆济、蛇节起义，普利摇摆不定，称“军马价不用贝八，非金不可，观望不肯买”，普利能够找到买马要用金的借口，说明当时金银等货币在乌撒地区已经通行。特别是交易额较大时，使用金银更方便携带得多。畅通的驿路，安宁的社会，对经济互补非常有利，在水西地区，有责令四川行省向其供盐的记载：至顺二年（1331年），“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叛乱，云南盐不可到，马多病死。’诏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到了明代，这样的事例就更多了，典型的如明代成化年间乌撒土司所建盐巴仓库，供应范围达云南沾益州，“炎方八亭而达沾益州，与乌撒后所同城。始食蜀盐”。这是乌撒土司由传统农牧业到食盐财政的成功转型，加大了与四川等地的经济联系；四川凉山彝族社会流行着类似的谚语：“彝人离不得汉人，汉人离不得彝人，彝人离不得盐巴，汉人离不得皮货”。明代在乌撒、毕节、赤水、永宁四卫的屯田，以及在乌撒卫天生桥、稻田坝、奈童场等处开采银矿，蓬勃发展的采矿业促进了不同民族人口在乌蒙山地区的融合。

（三）文化上的融合。

体现在各民族对儒家文化的学习与认可，“汉文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主体。在汉文化当中，儒文化又是它的主流。”,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四月，“设云南诸路学校，其教官以蜀士充”，乌撒路、乌蒙路确定设有儒学堂，一是公孙辅《乌撒》诗中，提到乌撒土官禄余反元后“烧毁宣慰司官署和路设学校”的情况；二是明代相关记载：“宣德八年，设乌撒儒学教授、训导，以通判黄甫越言：‘元时本府向有学校，今文庙虽存，师儒未建。乞除教官，选俊秀子弟入学读书。”;三是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立为王时，“乌蒙路教授杜岩肖谓圣明继统，方内大宁，省臣当罢兵入朝，庶免一方之害。囊加台以其妄言惑众，杖一百七，禁锢之。”;可见当时诸路教授已经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说明儒家文化推广在元代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到了明代，除乌撒、水西两家土司子嗣袭职需派往国子监学成归来外，地方上的私塾也逐渐发展起来，今赫章县城东黄泥坡徐姓始祖演清公碑记，记录其于明正德年间“由江右贸书来黔”，被水塘镇马圈岩姬姓土目聘为私塾先生，“遂家乌撒之东乡”，可知学习儒家文化已经成为当时彝族上层人士的主动追求。到明代乌撒卫人谢廷沛任毕节卫学教授、马性和中万历壬午科举人任同知，体现了明代乌撒地区汉文化的发展成就。

（四）习俗上的融合。

各民族习俗方面融合的例子较多。如彝族禁忌对汉族、回族、苗族等的影响，彝族视出远门前打破碗、茶罐为不吉，外出办事遇人挑空桶为不吉，汉、回等民族深受其影响，大多有此避忌；特别是清代改土归流以来各地土目新建庄园中典型的三重堂、五重堂、七重堂、九重堂，更是体现了中原王朝封建社会森严的社会等级，儒家体现尊卑的“礼”文化被乌撒乌蒙地区各地少数民族豪强所用；今天威宁的汉族道士先生念经，有介绍先祖搬迁经历的内容，大多使用明清地名和行政区划，有借鉴彝族指路经的成分。乌蒙山地区的民族在语言、文字、宗教、艺术等方面有着各自的特色，又有共同之处，数百年的长期相处，交往交流，形成了“驿道久通滇蜀使，居人犹杂汉夷风”]相互融合的良好局面。

（五）血缘上的融合。

元代到乌撒、水西地区的蒙古人、回回人及爨僰军人，他们大多融入当地的彝族、汉族中，除大方县凤山彝族蒙古族乡的蒙古族是元代遗留下来的外，今日威宁的蒙古族是清代从普安迁徙而来；七星关区撒拉溪镇，空留回回军营和回回坟的地名，他们的后裔有的搬走，有的融入当地各民族中。威宁盐仓附近的民乐村彝族李家，四代前以白族自称，后因与彝族通婚而改族称为彝族，至今沿袭；团结村的彝族苏氏和板仓沟、花渔洞的汉族苏氏，与白族苏氏有同祖分支的传说，但族称至今未改。威宁回族、汉族明代互通婚姻，相互称为“亲戚边”，在清代“改土归流”后，昭通回族中融入部分彝族，改为马姓，故今乌蒙山地区回族中含有一定比例的彝族血统；清末民国时期，朝廷、官府腐败无能，挑起民族纷争，社会混乱，部分回族融入汉族、彝族。

五、元明清时期乌蒙山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

（一）元代设置政区，修筑驿路。

统一云南后，元代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划，一改先前山川形便为犬牙交错，促进不同地理单元的政治整合。就乌撒而言，云南行省郞中文如玉就建议：“乌撒屯兵不利，宜州县，犬牙制之，势分权削，可无后虞”，终在成宗大德四年（1300年）“立乌撒、乌蒙等郡县”，乌蒙山地区各部首领由“君长”降格为土官，与蒙古人、汉人、回回等共同治理地方。忽必烈的各民族掺用机制，就全国来说，“反映出当时汉蒙群体在国家机器中的交融深度”；在乌蒙山地区，还有土官加入地方管理机构，这就形成了蒙古、汉、彝、回等民族官员共同治理地方的局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驿路开通以后，流官、客商与当地驿路管理者的接触，促进了民间的交往与交流。

（二）明代沿路屯田，土流共治。

明代的屯田，是沿着卫所周边及道路两侧布置的，“就军行大道，收其疆土，设兵防守，而屯田以兴”；“《康熙邑志》：毕节汉人皆指挥，千、百户之后。多朴实，业诗书。”,明代土司之子需进京接受教育，“使之知中国礼教”，京城巍峨森严的宫殿、光彩夺目的朝服、琳琅满目的商品颠覆了他们的认知，回到辖地能更好地引导民众顺从中央王朝。对于乌撒土府与卫所军屯之间如何治理，朱元璋在洪武十六年（1383年）正月《谕云南诏》中说：自永宁至乌撒卫，由可渡河，亦系使客经行大道。本处土人毋得阻滞人行，如有阻滞经行，照依地方剿捕……云南至毕节立界牌，牌上写着土官把事名字，教他供给守御处粮食。如是地界上截了，军照依地方剿捕。可见，军行大道治安由土府负责，且各段责任明确；出现盗贼或物资未按时送到，卫所直接出面问罪。至于太平时期的其他事宜，道光《宣威州志》有一例可供参考：（明嘉靖）二十八年，御史缪文龙详请都御史顾应祥、巡抚林应箕题建沾益州学，请置寄庄粮二十四石入州（州治虽设，然仅统辖土州彝民。自屯所生童，俱赴乌撒卫考试。自建学寄粮之后，始得入州应试）。卫所周边、官道沿线由卫指挥使司管辖，其余部分由土府管辖，这就是明代土流共治的大体情况，但商业互通、民间往来、文化交流是跨越此界限的，各兄弟民族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

（三）清代革除土官，强化商贸。

清代“改土归流”的实施，乌撒、水西两大土司被革除，其旁支土目家族地位亦有所下降，不得不向汉族、回族等售卖土地，到清朝中后期，威宁较大的大官寨、牛棚子土目的看家护院队当中，已经有了大量汉族和部分回族，也出现了一些汉族、回族地主和大户，引起社会结构变动，促进了民族融合。在水西地区，由于土地买卖、采矿、赶街子等原因同样形成大量的民族融合村寨，如“十三家，去法冷底十五里。汉夷大寨。”诸如“十三家”这样的汉夷共居村寨，《大定府志·疆土志》收录了 50个。另外，由于社会结构转型，之前靠世袭拥有地方管理权的统治阶层不得不通过科举致仕，并且具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彝族源流》记载：又有一支迁到慕俄勾的阿哲家地盘，取了汉姓，读汉书，用汉文，在康熙年间一度中举，有功名之后做了汉官，人们都这样讲。清代后期，威宁最大的阿底土目（牛棚子家）在今牛棚镇与中水镇交界的凉水井皮坡姑娘坟下面修建了全州最大的石质牌坊，上面精巧地雕刻着二十四孝图，可见儒家文化对彝族的强大影响。

六、结语

“万里罗鬼国，今为文明乡”。乌蒙山地区民族融合进入快车道，是从元代开始的，方国瑜说：“在元代迁来滇东地区的汉族、蒙古族、回回族人民，安定住居下来，与彝族人民友好相处，《景泰云南图经志》卷一云南府说：‘云南土著之民，不独僰人（白族）而已，有曰白罗罗（彝族）、曰达达（蒙古族）、曰色目（主要是回族），及四方之为商贾、军旅移徙曰汉人者，杂处焉’”。蒙古征服云南后，在乌蒙山地区开辟了乌撒乌蒙驿路和乌撒毕节驿路，设置乌撒乌蒙等处宣慰司和亦奚不薛宣慰司（后并入顺元路）。元代的体制是各民族官员同署办公，利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明王朝在元的基础上，统治基础进一步强化，织密驿路网络，设置卫所军屯，派发家小随军，移民人数空前；清代在元明两代重视边疆管控的基础上，强化内部治理，实行改土归流，经济社会融合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重要保障，也是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民族分裂主义的有力武器”。乌蒙山地区各民族经过元、明、清时期的融合，特别是解放后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各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了今天团结友好，交互交融的和谐局面。

作者简介

马勋建,男,回族,威宁县观风海镇人,1979年生,1998年参加工作,在《威宁史志》、《威宁每日新闻》等县级刊物上发表地方文化专题文章20余篇:在《昭通学院学报》《贵州教育》、(贵州民族报》、《乌蒙论坛》、《毕节试验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教育综述文章10余篇,被跨担任威宁县委政策研究室兼职研究员和威宁县教育科研评审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