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举家的渊源历史，若要追溯起来，那可谓源远流长。其远古部族时期，历史上有过许多出名的部族，比如：什勺氏，什默采，武托尼，武色吞等部族都与南诏王族及其后裔洛举家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在这里不作专门的论述了。在这里只是对各个朝代对彝系民族的历史性称谓，作些阐述，以期留一个历史线索或者称一个历史的影子吧。

一、彝（夷）系民族历史上的自称与他称

彝民族这个历史范畴的民族（支系）称谓，比较多，据史书记载，其自称三十五种以上，他称达四十四种之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自称有“嫩素”、“那素”、“土素”，汉称有“夷”、“罗”等。元代以前还以“罗罗”迭称彝人（彝族先民崇拜虎图腾，彝语称虎为“罗”，元代以前都以“罗罗”迭称彝族，此始称，并无贬意，后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带有了贬意色彩了。此外，其他少数民族的人们，对彝族亦有不同的称谓，如苗族称彝族“阿满”）。在彝族内部，又对不同职业的群体，专门进行称谓，如：“哪素”、“吐素”、“拿构”、“果铺”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些称谓都合并统一称彝族，其职业称谓只是在彝族群体内部称谓了（这里讲的主要是彝族的他称与自称情况，以下同）。

二、彝系民族的源流与迁徙

彝系民族中的彝族主要属于古代的“西戎”氐羌部落集团。在周、秦时期，这个庞大的集团分化成了华夏族（汉族前身）和氐羌、唐旄部族。发羌、唐旄部族后来发展成了吐番、羌族。往西南迁徙的部族，被史家称为：白马羌、广汉羌、笮（zuo）都夷、冉陇夷、昆明夷等等（《史记》、《后汉书》、《西羌传说》里都有记载）。

据彝族古代典籍记载，今川、滇、黔、桂彝族区域的彝族，属“旄（mao）牛徼（jiao)外”的昆明夷部落（昆明夷部落活动区域大概在岷江、大渡河、雅砻江流域）。昆明夷部落在公元前 9世纪时，在著名酋长希米遮的率领下，从“旄（mao）牛徼（jiao)外”迁徙到了“邛（qiong）之卤”（金沙江流域），且发展很快，人口众多。后来，洪水泛滥，希米遮的31世孙笃米由“邛（qiong）之卤”率族迁徙到乌蒙山的“洛尼博”（今禄劝、会泽、会理间的落雪山。南诏王异牟寻封五岳时，将此山封为东岳）。彝族经历六祖分支后，后裔向四面八方迁徙发展，逐渐形成了“嫩素”人们共同体。在“嫩素”形成一个历史上有共同地域、语言文化和经济紧密联系而比较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由原始居住地迁徙往新的宜居地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彝族“六祖”（笃米的六个儿子）各自率领部民向今云南省各地、四川省南部、贵州省西部地区迁徙,这是彝民族迁徙的主流部分。小的迁徙那就更多了，比如：原来居住在“乌”（威宁的古称，指今威宁县区域）地的“武”部后裔衰落后，“布”部后裔俄索（乌撒）部由濮地迁来占领“乌”地；又如：南诏王室的洛举家受南诏王室委派，翻山越岭，历尽辛苦来到“乌撒”地区，监察彝族地方政权，作地方行政者，也属于小的部族迁徙。这些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的部族迁徙与发展的结果，形成了彝族在滇、黔、桂、川的分布格局。

1、历史时期汉史对彝系民族的不同称谓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彝系民族的称谓都是不同的。汉史与彝族典籍对南诏王室和其后裔洛举家的远古时期称谓，以及南诏时期的称谓（南诏国与唐朝统治时间相始终），乃至宋、元、明、清、中华民国时期的称谓，总体上都是属于其他民族对彝系民族的他称。不管是汉史、彝族典籍哪个时期对哪个彝系民族的称谓有哪些差距，但对“洛举”家来说，只有彝族典籍中用彝语称我们“洛举”和汉史称我们“七姓民”是比较定位准确的。对其他支系的彝系民族来说，自称和他称都比较多，而且，不同的历史时期，汉称都有变化。从而，彝系民族历史上的他称，就有“罗、罗罗、昆明夷、西南夷等，其中“罗、夷”为主要的汉称。到了元、明、清、中华民国时期，就把“罗”字重叠称彝族。有的史书上又作“倮倮”、“罗落”、“卢鹿”等，均为同音同义的异写。彝族称虎为“罗”，“罗罗”迭称，乃表“彝族”之意。李京《云南志略》中说，“罗罗，即乌蛮也。”以后，逐渐成了对彝族的习惯称谓。此称谓始出现时原来本身并没有任何侮辱性质，到了以后才逐渐衍变，带有了贬义色彩。

2、彝族历史发展的六大时代（远古时期）

彝族远古时期，有六个前后相继的发展时代，即：哎哺时代，尼能时代，什勺时代，米靡时代，举偶时代，六祖时代。这六个前后相继的历史发展时代，被彝族古代典籍称为：哎哺世系时代。哎哺世系时代，有一脉相承的父子连名谱系。这种计代的方式，是以父系血统为主的。彝族的这种计代方式所计的代数，可以追溯至数百代。以六祖之一的“恒”部后裔古侯支系的什列氏族计代情况为例子看，其自哎哺时代始至二十世纪中叶止，彝文古籍中清楚记载的有名有姓的远祖祖名就有 717代。因为彝族古代典籍记载的彝族历史没有断代史，我们很难将彝族历史发展时期与汉史发展时期进行对应分析，所以，难以界定上述彝族六大时期哪一个时期应该与汉史的哪一个时段相同。因此，我们在讲彝族历史时，只能够大概与汉史进行对应了。

3、唐朝以来汉史对彝系民族的称谓及南诏国的建立与发展

唐朝以前，汉史对彝系民族的称谓比较笼统，都冠以“夷、蛮、羌、濮、越”等称谓，甚至以“夷”概之。就是司马迁比较著名的《史记》里的《西南夷列传》也冠以“夷”这个称谓，以“夷”代指西南地区的彝系民族。他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君长以什数，邛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xi）、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xi）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zuo）都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mang）以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厎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司马迁把自东至西（云、贵、川）分布的夜郎（东）到白马（西）等大大小小的彝族政权及其属民都统称为“西南夷”。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也都采用这种方式称谓西南地区的彝系民族。

司马迁的这段记述，讲述了西南夷的大大小小国度的分布情况，说西南夷有的是有邑聚的农耕人群，有的是“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的游牧人群。这说明了汉代及汉代以前生活在西南地区的这些人们共同体，族群所处的地域环境不同，社会生活习惯及所采取的生活方式也有差异，但都被史学家司马迁归为“西南夷”。这里面所说的西南夷，除了后来的彝族、白族等彝系民族成分外，应该也囊括了其他的民族成分，只是历史的雪团滚得太大了，经过千年的民族融合，已经很难分清谁是现代的哪一个民族了。总之，汉代及汉代以前西南地区生活的族群，都常常被史家冠以了“夷”的称谓。

唐朝时期，史家把西南地区生活的彝系民族集团，以他们居住的地域范围、生产生活的方式等因素作为界限，分别冠以不同的称谓。实际上，远在秦汉时期，史家就对西南地区生产生活的各个族群进行了描述：与汉朝同时期的夜郎国（秦汉时期由彝族为主体建立的古国）就有四个古邑，即夜郎首邑（治所在今贵州省六盘水市郎岱一带）、汉阳都尉（治所在今贵州省赫章县一带）、鳖县（治所在今贵州省黔西、大方两县之间）、平夷县（治所在今四川省叙永、古蔺和贵州习水三县之间区域）。除此以外，有些史书上说的“昆明夷”，也是秦汉时期西南夷的主要成分，与今彝族有族属关系。“昆明夷”主要分布在滇西、滇中和黔西北及川西南至哀牢山区。“昆明夷”秦汉时期虽然“皆编发，随畜迁徙”，但各部落已经具诸多共性，民族自我意识已经产生，形成了大姓邑落割据状态，苴摩（君长）制度已经经历了漫长的统治时间。昆明夷中的彝族后裔默遮俄索，在东汉末年率部占领了今贵州省威宁地区，唐朝初年，建立了昆明国，隶属于南诏国。后来，以默遮俄索之名被称为“乌撒部”（默遮俄索被简译为乌撒）。

汉代至六朝时期，生活在今川西北、滇东北和黔西北区域的“叟人”，亦与彝族有族属关系，《华阳国志》里记载：“叟人”的服饰具有明显特点，即曲头、木耳、铁环、裹结。到了三国两晋时期，他们称雄于南中地区（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云南省全境的广大区域），是诸葛亮平定南中的主要对象。后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个崛起的爨氏集团，爨氏集团以建宁（今云南省曲靖市）为统治中心，统治了今滇东北、黔西北一带地区（史称“南中地区”），其统治时间长达四百余年。到了南北朝时期，爨氏集团势力更盛。后爨氏集团内部互相攻伐，分庭抗礼，裂分为东爨和西爨两部，这时段的南中地区战乱频繁，东西爨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到了唐朝时，南诏崛起，南诏趁爨区内乱之机，攻灭了爨氏集团，将两爨并入南诏版图，两爨复归统一。在南诏所处历史时段的汉史称谓中，汉史笼统地把东部爨区生活的人们称为“乌蛮”，把西部爨区生活的人们称为“白蛮”。宋、元时期，又称乌蛮为黑爨，白蛮为白爨，明以后爨则专指“罗罗”群体，即今天的彝族先民。爨氏的祖先是汉族，他们来到南中地区后，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就逐步融合在了当地民族中，从原来的汉族大姓，转变成了少数民族首领。后来的许多史书，都把爨氏称为“土民”，爨氏统治下的人民被称为“爨蛮”，其统治的区域称爨区。

由于爨氏统治区域民族与地区发展的差异，爨区分东西两爨，唐代樊绰《蛮书》说：“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这里讲的是：西爨地区的主要人口是白蛮，东爨地区的主要人口是乌蛮。据一些专家考证，东爨地区的范围相当于今云南省的昭通市、曲靖市的北部和贵州省的西部地区。西爨地区范围相当于今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曲靖市南部、楚雄彝族自治州东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和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西两爨社会在发展中，有一定的差距，西爨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滇国的“耕田，有邑聚”接近，其统治中心从昆明市的晋宁县转移到了云南省曲靖市的麒麟区。到唐初时，已是“户口殷实、金宝富饶”，且“邑落相望、牛马被野”，“收获亦与中夏同”了。史家把西爨的这个相对东爨而言较发达的社会状态的文化堆积，称为“西爨文化”。“西爨文化”实际是华夷文化交融的结果，其汉文化的因素比较浓厚，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爨龙颜碑”和“爨宝子碑”。“滇文化”与之相比，则比较凸显强烈的土著民族的文化元素，受汉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两种文化堆积的相互融合，促进了隋唐之际滇、黔等区域彝系民族文化体系的构成。

从汉代到唐朝初年，以爨氏集团为代表的南中大姓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夷化”，具有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特征。汉族大姓与当地民族的首领“夷帅”关系融洽，许多人还结成儿女亲家，交情深厚的，成了世代交好亲家关系，夷汉高度融合，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恩若骨肉，相互依存”的格局。汉族大姓中的首领，还与夷人一起信仰巫鬼教，有的还充当巫鬼教的首领----鬼主。如：爨崇道，他既是南宁州司马，又是两爨的大鬼主。又如：螺山的大鬼主爨彦昌。这时期爨区的民族融合进程加快，文化融合也在民族融合进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了。

我们从爨区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里可以看出，“西爨文化”没有“滇文化”那样的耀眼夺目（“滇文化”有大量的青铜器出土，属古滇国青铜文化。），也没有达到“南诏大理文化”的高度和影响。但它是“滇文化”与“南诏大理文化”传承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滇文化”与“南诏大理文化”传承当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爨氏统治南中四百余年的历史中，对汉文化的大量传播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为南诏国的建国和南诏大理文化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文化基础。

三、南诏国与大理国的延续关系和“洛举”家来乌撒地区的时限及“洛举”家在彝族社会里的情况概述

南诏国与大理国，都是彝系民族建立的国家。南诏国传到了第十三代王舜化贞时，权臣郑买嗣趁舜化贞新故，儿子未满 1岁的特殊时期，发动政变，推翻了南诏政权，建立了“大长和国”。公元928年，权臣杨干贞又杀死国王郑隆亶（dan），灭“大长和国”，拥立赵善政为国王，改国号“大天兴国”，仅仅过了十个月，杨干贞废赵自立，改国号“大义宁国”。由于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号召，联合“三十七部乌蛮”，在今云南省曲靖市（古称曲州）结盟，借“三十七部乌蛮”之兵于公元937年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大理国传22王，共318年。大理国元代时，被忽必烈所灭，延续为大理总管府，明代以后，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段思平是大理国历史上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南诏国各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影响力（据记载其母是东方的彝族，这里所说的东方，应该以大理为标的位置，大理的东方应属于昆明一带地区）。段思平发动的推翻“大义宁国”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加上他在战争前作了充分的准备，又得到了掌握实权的彝族、白族贵族先民乌蛮三十七部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亦得到了南诏国治下的广大民众的支持，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南诏国和大理国，是延续的关系，在发生变革的过程中，只是政权的交替，并没有民族斗争。

南诏国和大理国，实质上都是彝系民族建立的国家，如果要用现代意义上的彝族、白族来界定其王室族源，是不科学的。史学界历来纷争不断，各执一词，争来争去，都是用新中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彝族、白族的族称，来硬套早已经逝去的南诏国、大理国王室的族属，显得十分牵强。有的学者还把“乌蛮”、“白蛮”截然分开，说“乌蛮”是彝族，“白蛮”是白族，这未免有些武断。应该说“乌蛮”、“白蛮”都是血肉相连的彝系民族，他们只是因为居住区域不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一定差异的族群而已。实质上，“乌蛮”中应该有“白蛮”人群，“白蛮”中亦应该有“乌蛮”人群，而且，他们还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彝系民族集团。南诏国的建立，离不开“白蛮”集团贵族和百姓的支持和拥护，否则，南诏国怎么能够立国两百多年。同样道理，大理国的建立，也离不开“乌蛮”集团的鼎力相助，如果没有“乌蛮”集团贵族和人民的支持，大理国也难以延续三百多年。虽然现代意义上的白族，其民族组成成分有多元性，但其主体部分还是属于彝系民族这个范畴。

南诏王族的族属，如果要用彝族、白族这个现代民族的称谓，来作一个界定的话，只有从彝族古代典籍中去找答案了。从彝族古代典籍中一看，就比较明确了。绝大部分彝族古代典籍都说南诏王族是彝族，并用彝族语言记载了他们的源流。汉族史书也说他们是“乌蛮别种”，这个说法并没有把南诏王族说成是汉族或者其他的什么民族，只是说他们属于“乌蛮”，但与“乌蛮”群体有区别，这里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南诏王族是贵胄，是皇帝家；二是南诏王族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积极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术，汉文化程度比较其他“乌蛮”群体要高，从而与其他“乌蛮”社会拉开了汉化进程中的距离，但终归南诏王族还是属于彝族（乌蛮）这个范畴中的特殊群体而已。

大理国建立后，南诏王族的群体，一定程度都淡出了历史的漩涡。当然，在大理国政权中，应该还有南诏王族成员的身影，不过，他们已经不是国家政权的掌控者和决策者了。

作为南诏王族的“卓洛举”（“洛举”以及“洛举”“七姓民”）家，应该是在阁罗凤派遣长子凤迦（jia）异到今昆明（古称昆州）筑拓东城，以副国主的身份镇守经营东城（古昆州）以后，就来到了古昆州，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因南诏政权巩固和统治的需要，由古昆州来到了古乌撒地区，“作地方行政者”（写《贵州白族史略》的赵卫峰语）了。“洛举”张氏家族中清朝时期的张永生老先生曾经有詠族源的“洱海苍山桑梓地，碧鸡金马子孙春”诗句，证明了这个推断的正确性。“碧鸡金马”指的是南诏国景庄皇帝封的今昆明近郊的两座神山。“洛举”张氏“碧鸡金马子孙春”说的是曾经在昆明一带生活过，“碧鸡金马”地区是“洛举”张氏的栖息之地，也是子孙繁衍发达的地方。

在南诏国失去政权汹涌惨烈的历史变迁中，“洛举”“七姓民”家早已经没有在南诏国的统治中心大理了，“洛举”家应该早已离开大理这个统治中心，来到昆州（今昆明）这个南诏国的东城地区，经营这个南诏国的第二个统治中心--东城，并在这里繁衍生息。然后，“洛举”“七姓民”家随着南诏国开疆拓土的国策需要，最迟应该在蒙世隆（景庄皇帝）时期，被派到了古乌撒地区，掌控了这里的彝族地方政权，为南诏国边疆的巩固与安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这些彝族区域的人们，时至今日都还把“洛举”家定位为：“罗纪呐嘛尼，罗纪傻嘛尼，罗纪呐武米。”的彝族皇帝家。“罗纪呐嘛尼，罗纪傻嘛尼，罗纪呐武米。”这句话在西南彝族区域流传了近千年，可不是空穴来风。其根据就是“洛举”家是南诏王族，是建立南诏国的卓洛举后裔这个史实。这个史实在彝族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是约定俗成的被承认的历史事实。

在彝族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里，很多都用专章的形式记载了“洛举”的根源（如《罗纪衡》一书，就是彝族典籍专写“洛举”家的史书。《罗纪衡》（此书藏于威宁县古籍办）汉译为《白族史》。书中说古彝族的一支“罗纪”家在带俄阿卧---大理休养生息，共分九个支系。书中记录了“罗纪”六十三代的谱系情况，其第十三代细奴罗掌南诏大权。载《威宁彝族辞典》146页）。《罗纪衡》明确地认定“洛举”家是建立南诏国的皇族后裔，并说在各个历史时段都被彝族社会给以尊重和礼遇。

彝族社会对“洛举”（七姓民）的族源定位是准确的。就拿近、现代社会来说，“洛举”（七姓民）都得到了彝族社会和彝族社会上层的广泛尊重。据贵州省威宁县羊街镇蛇街的部分“洛举”（七姓民）老人说，清末至民国时期，他们到土司、土府家，土司、土府们都会降阶相迎，礼遇很高，并要设席相陪以待。比如：贵州省威宁县羊街镇蛇街的张德旭老人曾说：他小时候（1941年）与他母亲到大官寨土目家，土目女老人小跑着来迎接他们，十分殷勤热情。土目女老人那天还留他们吃了饭，并赠送了许多东西给他们，才从正门礼送他们母子回来（其他的人们，只能从侧门进去，出来时要倒退着出来）。其实，那时侯的“洛举”家已经势微了。又如：贵州省威宁县羊街镇蛇街乐嘎院子的李世恩（亦名李启恩）老人也说（“洛举”七姓民之博姆李氏）：他小时候（1943年）跟父亲到威宁县羊街镇姬姓土目家，土目女老人将其抱在怀里吃饭，姬姓土目还招呼其父亲吹大烟（吸食鸦片），他们回家的时候，土目女老人还送许多礼物给他们。由此可见，“洛举”（七姓民）在彝族社会里得到的礼遇是很高的，这也说明“洛举”（七姓民）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与《威宁彝族辞典》的记述是十分（《威宁彝族大词典》里“土司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条说：如乌撒地区认为“僰人”---“七姓民”为大理国王所派，就给予尊重和优待，享有绝对的人身自由，不交官租。——这里把“洛举”“七姓民”与“僰人”混为一谈了）吻合的。

四、元、明、清时期“洛举”家的活动轨迹及其在乌撒地区的分布情况

“洛举”家从南诏国辉煌的开疆拓土、称雄西南的历史长河中走来，到参与大理国段氏政权的运作（南诏国虽然失去了政权，但政权是落在大理国段氏的手中，南诏国和大理国是延续的关系。早已经来到古乌撒地区的“洛举”“七姓民”家，依然是大理国统治和监管乌撒地方政权的高级官员），基本历南诏国、大理国政权统治的五百余年时间。这段历史和中原王朝相对应，历唐朝（南诏国与唐相始终）、宋朝（大理国与宋相始终）两个发达的时期（大理国疆域面积与南诏国的疆域面积基本一样）。

大理国与南诏国的不同特点是，南诏国有较强的扩张性，大理国则与周边国家互不侵犯，没有与宋朝发生战争。大理国还与中南半岛邻国友好的时间多，发生军事摩擦的时间少。大理国主动和宋朝联系，一直友好相处，双方没有发生过冲突。大理文化和大宋文化有了广泛的交流与融汇，两个国度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据许多史书记载，大理国继承南诏国的许多先进的治国理念，吸收了大量的汉文化，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与中原地区基本相同的水平。

南诏国和大理国时期，由于政治上的长期高度统一和统治者的积极进取，实现了西南地区的大统一，极大地推动了其统治区域的发展，把以云南为主的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影响远及中南亚半岛国家。

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蒙古民族在北方大草原崛起，在铁木真的率领下，经历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统一了蒙古各部，先建立了大蒙古国。随后西征南攻，灭掉了夏、金两国，并趁势攻灭了欧亚大陆的40余个小国家。公元1236年，蒙古国向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旨在一举攻灭南宋王朝。在进攻今重庆时，受到了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战争成胶着状态。蒙古国军队采取了南北大包围的战略，分兵从四川西部的吐蕃地区（今四川藏区）南下，先攻占大理，然后，从南北两面夹击南宋。

1253年，忽必烈率兵南下，乘羊皮筏子渡过金沙江，经过艰苦转战，攻灭了大理国，建立了云南行省。这就是孙髯翁写的昆明著名的大观楼长联里“元跨革囊”（不妨录大观楼长联里詠史的下联中的几句，以资佐证：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典故的由来。

大理国被灭后，忽必烈没有采取屠城政策，下了“止杀之令”，并对被俘后的大理国王段兴智等实行安抚。元宪宗任命段兴智及其子孙为大理世袭总管，继续管理大理国的原来属地。大理国的权臣高氏和一些彝族、白族贵族首领也被授予封建土司官职。终元之世，段氏总管共传11世，计108年。

大理国灭亡后的沿袭政权是“大理世袭总管”，虽然大理国已经彻底解体，但是其统治机构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事实上大理国属地的管控权还是在大理总管的手中，所不同的是大理总管必须听命于蒙元政权罢了。1254年，忽必烈北还，留兀良合台继续进兵滇东和黔西北地区，此间，彝族乌撒部与水西、播州（现贵州遵义）等地区继续坚持抵抗，元朝军政当局多次派使者前来招降，均未凑效。到了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乌撒部迫于元军压力，归附元朝。1276年，元当局在乌撒地区设“乌撒招讨司”，置“乌撒路”（元朝行省下的一级行政单位。）领有乌撒（威宁水城一带地区）、阿都（赫章及其周边地区）、彝良（今彝良及其周边地区）三部领地。1287 年，升“乌撒招讨司”为“乌撒乌蒙宣慰司”，1300 年，隶属云南行省，1335 年，隶属四川行省。“乌撒部”治所在今威宁境内，统辖乌蒙（今昭通）、悶畔（今会泽）、芒部（今镇雄）、阿头（今赫章）、易溪（今威信）、彝良、阿芋（今云南东川）、阿晟（今宣威）共八个地区，史称“乌蛮八部”。

“洛举”（七姓民）原来是监控古乌撒地区彝族地方政权的钦差大臣，派“洛举”（七姓民）来乌撒地区的南诏国虽然解体了，但其政权体制成了大理国的延续。因此，与南诏国一脉相承的大理国时期，“洛举”“七姓民”家应该依然是掌控这些地区的领军者。到了元朝更替了大理国的这个时段里，大理国虽然灭亡了，但他的政治体制在元朝怀柔政策的现实情况下，依然未有大的改变，只是延续成了元政权的地方统治机构。整个元朝时期，乌撒地区的地方政权的实际统治者，总体都是彝族或者彝系民族，而“洛举”（七姓民）与彝族是血肉相连的共同体，他们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依靠关系。因此，“洛举”家按理也没有理由淡出“乌撒部”的行政统治中心。“洛举”“七姓民”家应该还是与“乌撒部”的实际统治者一起，共同统治和管理古乌撒地区。“洛举”（七姓民）群体的七姓九家人应该在“乌撒部”统治中心区域居住，并与“乌撒部”政权的兴衰存亡共进退。（据彝族史书记载，彝族古乌撒地方政权的前身及其发展的情况是：乌撒入黔立部，一开始就充满了挑战。乌撒第26代孙依孟德，即默遮乌撒的孙子，从今云南省的会泽一带垮牛拦江入黔。侯系德额子孙的乌蒙部任阿立就率兵阻挡，经过残酷的厮杀，依孟德打败了侯部，才得以在今威宁幺站报都一带立足，并在西凉山周围活动。到了乌撒第 29 代君长阿太阿姆时，乌撒的君长阿太阿姆，驱逐了陇邓和侯支系的势力，统一了巴底地区，始建立了“纪俄勾”政权。

“纪俄勾”政权的建立，是乌撒历经各代君长苦心经营的结果。“纪俄勾”政权的治所就在今威宁县幺站镇的报都一带---彝语称埔堵，其辖地涵盖了威宁、赫章、毕节、水城的大部分地区。

《大明一统志·乌撒军民府·建制沿革》载：“宋时乌些之后曰折怒者，始并其地，号乌撒部。”《元史·卷六十一·志第十三·地理四》说：“乌撒乌蒙宣慰司，在本部巴的甸。乌撒者，蛮名也。其部在中庆东北七百五十里，旧名巴凡兀姑，今曰巴的甸，自昔乌杂蛮居之。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閟畔部。其西又有芒部、阿晟二部。后乌蛮之裔折怒始强大，尽得其地，因取远祖乌撒为部名。”

乌撒的立部与强大，除了自身积极开疆拓土的因素外，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也有重要的作用。南诏崛起以后，乌撒部很好地利用了其大宗磨弥部与南诏王室的姻亲关系，依附南诏而借助南诏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拓展自己的生存与活动空间，最终成了强势的南诏三十七部之一。

后来，因为历史的原因，乌撒部“纪俄勾”政权由报都迁徙到威宁县的盐仓镇。盐仓，彝称“那娄”，“纪俄勾”家地方政权迁到盐仓后，史称“盐仓府”。现在威宁县盐仓镇镇政府的旁边还有“盐仓府”的治所遗址。“盐仓府”家使用过的石水缸等文物还在。

明朝初年，中原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逐步加强，并对西南地区的彝系民族政权实行大一统的强征统治。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三十万大军平云南，消灭了元王朝（梁王势力）在云南的势力。大理总管府政权也在明王朝的强大军事打击下分崩离析，随着元朝的灭亡而覆灭。明朝统治者为“万世之计”政策的贯彻，将段氏总管的子孙强迁到北方安置（据说，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内阁总理的段祺瑞，就是被迁到北方的大理段氏总管的后人。）。西南地区的最大土司段氏政权遂“改土归流”，不久以后，其他中心地区的彝系民族土司也先后被“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总体看，始于元代，终于清末，但到了中华民国末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初，还有残余土司势力存在）。

为了防备西南地区彝系民族势力复辟，西南地区的明朝实际统治者沐英父子，将南诏、大理国遗留下来的各种历史文献资料，不论是“在官之典册”还是“在野之简编”，凡是能够搜集到的，都统统尽数焚烧，不遗一册。沐氏父子此举，把南诏大理时期的彝系民族的历史文化堆积尽数毁灭了，这是造成今天对南诏大理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情况难以说清，只能够说个大概的主要原因。

随着明王朝对彝族地方政权强力的军事打击和军事压力下的“改土归流”的强力推进，彝族以及彝系民族的大大小小的地方政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有的在冲击中败亡；有的在压力下没入了明政权体制中；有的退居一隅，苟且偷安。不管是那种情况的现实存在，但他们都失去了过去的权柄。这时候，与彝族在“乌撒”政权中呼风唤雨、相依相靠的“洛举”（七姓民）群体，同样也受到了“改土归流”的强力挤压，不得不迁离了“乌撒”政权的统治中心，向比较荒凉封闭而又陡峻的半凉山地带迁徙，重新选择易守难攻之地定居繁衍生息（“罗纪迷”“七姓民梁子”，就是这样的地区）。

据史书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农历十二月，征南将军傅友德率军攻克了“乌撒”地区，“乌撒”遂降附于明朝。明朝全面占领古“乌撒”地区后，设置了“乌撒土府”（这是明朝时期布政使司下的一级行政单位），隶属云南布政使司。1383年，改隶四川布政使司，同年修筑乌撒府城于乌龙箐（今威宁县城。），到了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初四升“乌撒土府”为“乌撒军民府”，仍然隶四川布政使司，开始定赋税。1395年时，“乌撒军民府”辖境分置五所一卫，设流官分驻，大兴屯垦。

这个时段里，“改土归流”的势头很迅猛，但“乌撒”是降附于明，其统治机构应该是“土流并治”的政治格局。“洛举”（七姓民）家也不会一下子就离开了“乌撒”降附于明这个政治漩涡，还在这个政治漩涡里转。“洛举”（七姓民）最迟应该在明朝晚期或者清朝初期才开始迁徙下乡。据“洛举”（七姓民）各家祖辈口耳相传的在威宁城居住的格局看，“洛举”（七姓民）迁徙下乡时限以明朝晚期或者清朝初年诠释最为合理。

1383年，明将傅友德才修筑乌撒府城于乌龙箐（今威宁县城），明朝以前的“乌撒”治所不在现威宁县县城，“乌撒”治所最早时是在威宁县幺站镇的报都坪子，史载称“纪俄勾”政权。而“洛举”（七姓民）家都传他们是由现在的威宁县城迁徙下乡的，这就说明威宁建城以后，“洛举”（七姓民）还是与“土流并治”的乌撒政权走在一起，并在威宁城的周边地区定居下来：（据“洛举”“七姓民”中的“博姆”李氏家史记载，他们有一家支曾经居住和生活在威宁县幺站镇的报都坪子，很兴旺发达。古乌撒政权迁徙到威宁盐仓，称盐仓府以后，威宁县幺站镇报都坪子周边的地区，都成了“博姆”李氏的地盘，后败落云散，失去了地盘和权柄。盐仓府明朝中叶时被毁，又迁入乌龙箐即现在的威宁县县城）。此时期，“洛举”（七姓民）各姓居住的区域是“洛举”“七姓民”由始迁地初入古乌撒的落脚地已经无法考证了，只能说个大概。)

张姓初来现在的威宁县城时，落脚火星塘（现在的威宁县第四中学周边地区）。张姓说，他们以前的始居地，是现在的贵州省威宁县金斗镇与云南省宣威市杨柳乡可渡村接壤的可渡河边。可渡河实际就是北盘江，北盘江水由西向东流，将这片土地分为南北两块，南边为云南省宣威市杨柳乡政府所在地，即秦修五尺道以来的可渡关址，北边为一块为明代所筑的旧城，属于贵州区位，云南省管辖。张姓还说，他们在可渡河边居住时，比较发达，有至今还在传的“张家天井”是标志的说法。现在，这些地方还有很多张姓人家居住，但他们都说他们是汉族，其实，他们应该是“洛举”（七姓民）张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就汉化了。后来，张姓主体部分陆续迁徙到威宁县小海镇的三道河、羊街镇的小河边张家院子、蛇街、麻生营、乐嘎院子等地定居。并且，张姓还以羊街镇蛇街银华的乐嘎院子为集散地，向威宁县周边地区（赫章的安乐溪等乡镇）和云南省曲靖的宣威市倘塘镇、会泽县，云南省昭通市的镇雄县等地区辐射。

苏姓初来威宁县城时，落脚宰羊坡（现威宁县第二小学旁一带区域）。其主体部分迁徙到威宁县小海镇的摩托罗（彝语称地名，即现在的响水村）定居，并以此地为中心，逐渐向外辐射，有的迁徙到威宁县羊街镇的严家大挖子定居；有的迁徙到威宁县羊街镇的羊街定居；有的迁徙到威宁县盐仓镇的夹马石一带定居。清朝中期时，又有一部分迁徙到赫章县的青山一带定居。

李姓中的沟头上家，初来威宁县城时，初居三官庙（亦云西门大水井）。后迁徙到威宁县小海镇的金海沟头上（彝语称“夷着迷”）定居，并以沟头上为集散地，辐射到了云南省的镇雄县、东川市、宣威市、贵州省六盘水市的部分地区定居。威宁县的小海、金钟、二塘、羊街、蛇街、龙场、板底、炉山、盐仓等地亦有分布。李姓中的巴底李家，初居威宁县草海边（现威宁县中等职业学校旁的大马城一带），其主体部分迁徙到威宁县之小海镇三道河定居，后又迁徙到羊街镇的蛇街上寨、下寨定居，羊街镇的严家、赫章县的水塘乡永康村也有分布。李姓中的板仓沟李家，初居威宁县盐仓镇的板仓沟，清代晚期迁徙到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新隆厂村定居，现在威宁县盐仓镇板仓沟已经没有板仓沟李姓族人居住了。板仓沟李家族人，还有些散居在贵州省威宁县羊街之蛇街、小海镇的金海等地。现在，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新隆厂村的板仓沟李姓，族称已经报成了彝族，村名也改成了“新隆厂彝族村”。虽然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新隆厂村的板仓沟李姓族人，迁徙出去的时间已经很长了，但他们还是说自己是“洛举”（七姓民）家，与贵州省威宁县及其周边地区的“洛举”（七姓民）家是同根同源的亲戚，是不可否认的一家人。

赵姓初来威宁县城时，居于威宁县东门外的小屯坪子。后迁徙下乡，主体部分分居在威宁县羊街镇蛇街的岩头上、花子林一带区域。曾经人丁兴旺，比较富有，清朝时候还有在政府机构里任“职员郎”（据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的宋荣凯教授说，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正地级）。当时，赵姓居住地的周边社会有：“岩头上，岩上有鹰，花子林，林中有虎，白天黄鶯展翅，夜晚猛虎出山。”的民言。这主要是说赵姓族人的强悍和人口的众多，亦说他们对周边社会的影响力很大。在现代社会中，岩头上、花子林这些地方，已经没有赵姓族人居住了。他们的族人有部分约在清代末年陆续迁徙到云南省宣威市等地居住了，族称已经报成了汉族。岩头上、花子林一带只留下了许多赵姓的荒坟野墓。那古墓上的青草年复一年，青了又枯，枯了又青，这里的古代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早已淡出了历史。现在，威宁县羊街镇的蛇街大洼、银华、幺站镇的汤朗等地还有很多赵姓族人居住，赫章县部分地区也有分布。

钱姓初来威宁县城时落脚地已无考，据传，清时居住在现威宁县小海镇之响水村的摩托罗寨子上，与苏姓“洛举”邻房而居，曾有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叫“钱四大人”（清人苗勃然所著《威宁县志》亦提到这个人），“钱四大人”应该是亦官亦匪的人物。所以，作为官，他也曾经为地方的稳定作出过贡献，作为匪，他也危害过地方，因而，正史上就没有对他进行正面记载了。由于历史的原因，钱姓迁徙出去以后，去向至今不明，只有“洛举”（七姓民）中的一些传说，讲他们迁徙到了六盘水的玉舍定居，还十分发达。又说有些迁徙到云南省镇雄，具体落居何处，亦无所指。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的纸厂乡境内，有钱姓居住，清代时期还比较兴旺发达，有府主等人物，且和“洛举”（七姓民）中的“博姆”（即沟头上李氏）李氏世代是亲戚。这里的钱氏后人，族称现在已经报成了汉族。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的纸厂乡境内，还有钱姓的几座气势恢宏的祖碑矗立着。

许、杨二姓初来威宁县城时落脚地已无考。“洛举”（七姓民）中的许姓、杨姓，现在威宁县范围内人口相对比较少。据他们自己说从威宁县城下乡的居住地是小海镇的银光村不作院子（彝语称地名）。小海镇的银光村现在只有五户许姓人家，三十来个人。其族人的主体部分据云清代迁徙到了云南省东川市一带地区落脚（巴底李氏的李安员也说，许姓清代迁徙到云南省东川市去了，具体居住地不详），由于古时候文化、通讯、交通等原因的制约，许姓迁徙出去的族人已经没有了音讯，与现在小海镇银光村不作院子的许姓族人没有了联系。

杨姓后来迁徙到威宁县羊街镇蛇街的下寨居住，不知是什么原因，其主体部分约在清代中叶迁徙到了赫章县的水塘定居（现在，在威宁县区域，已经找不到了他们的足迹），且与彝族杂居，他们习彝族礼俗，操彝语，是为“诺罗纪”。实际上，杨姓在威宁县区域应该还有其族人，只是部分被彝化，部分被汉化了。这部分人家，因为杨姓主体跟他们失联太久，已经无法对接了。（据居住在威宁县羊街镇蛇街的下寨的“洛举”（七姓民）“巴底”李氏族人讲，在他们村寨旁边的水泥湾子水塘上面的山腰里，还有杨家的祖碑碑迹存在，碑文是用彝文、汉文两种文字书写的。这些碑迹的现实留存，客观地证明了“洛举”（七姓民）杨氏曾经在威宁县羊街镇蛇街的下寨居住过的历史事实。

“洛举”“七姓民”家的七姓九家人，在历史的流动中，先后从明代的威宁古城区的居住地逐渐迁徙往“罗纪迷”（七姓民梁子）地区定居。虽然现在威宁地区已经没有了“钱、杨”二姓族人居住了，但这二姓人家从历史上看，他们还是与“洛举”“七姓民”中的其他姓氏一起，从古威宁县城迁徙下乡时一同迁往“罗纪迷”（七姓民梁子）一带地区定居的，经历了一定的历史时段后，才从“罗纪迷”（七姓民梁子）地区迁徙到新的居住地。

乌撒降明后，明建了威宁县城。明朝廷对这里实行了“土流并治”的体制进行统治，与乌撒家关系特殊的“洛举”（七姓民）家，也分别来到了明朝始建的威宁县城，并以威宁县城为中心，分东、西、南、北四方居住，客观上形成了合理的防御格局。

随着明朝西南地区政权的逐渐巩固，明朝朝廷中后期的“改土归流”步伐不断加大，“流官”逐渐取代了原来的各级“土官”职权。“改土归流”的动机旨在剥夺“土官”们的政治统治权，“土官”们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历史大变革中，失去权柄以后的“土官”们，对明朝廷的反抗十分激烈。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土官”们也受到了明朝廷的无情的军事打击，部分反抗者或者被杀，或者带着自己的亲信部众离开了原来的统治中心，退往偏僻陡峭的边远山区，据险独占一隅，再度形成有限的割据势力，一定程度又构成了明廷的心腹之患。“洛举”（七姓民）家，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很难置身事外，全身而退。“洛举”（七姓民）家一样地也受明廷“改土归流”的强力挤压，各家支不得不先后迁徙到“罗纪迷”（“洛举”“七姓民梁子”）地区，顺着这个山区的条状梁子分区域定居下来。自此，“罗纪迷”（洛举）（“七姓民梁子”）地区，就变成了“罗纪”（洛举）（七姓民）繁衍生息的又一个桑梓之地。

五、乌撒部与南诏国、大理国的关系

唐朝以前，古乌撒地区早已经有彝族人活动，但这个历史时段的发展中，“洛举”“七姓民”家还没有来到这里，因此，古乌撒地区这个时段的历史与“洛举”“七姓民”家没有关系，到了唐末宋初以后，古乌撒地区的历史才与“洛举”“七姓民”家有了关系。因为，在这个时段“洛举”、“七姓民”家已经来到了古乌撒地区，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唐代时期的南诏国、宋代时期的大理国与古乌撒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了解“洛举”“七姓民”家的渊源历史与各个历史时段的关系，从而看清“洛举”部族历史发展的轨迹。

（一）乌撒与南诏的关系

南诏国时期，乌撒部是拓东节度使管辖东爨乌蛮的三十七部之一。南诏蒙氏崛起后，与东爨乌蛮的七部形成了联姻网络。据彝文古籍《诺沤苏-各部联姻》记载：“古代时，弥律叟吾（乌蒙）有三女，律依诺苏，嫁在益那勾（南诏蒙氏），生阿佐若任，阿佐若任嫁到慕俄勾（水西罗氏国，又称阿者国），生阿乌莫德，阿乌莫德嫁到纪俄勾（乌撒部），生迪吐诺依家的阿博苏诺、俄苴姆策。俄苴姆策嫁到慕俄勾，生了阿乌布纪、阿乌尼若、阿乌赫叩、阿乌咪宏；阿乌赫叩嫁德歹诺卧（乌蒙），生额若谱兜；阿乌咪宏嫁到纪俄勾（乌撒部），生尼迫阿德；阿乌尼若嫁到古口勾（今曲靖市，三十七部之一的磨弥部），生娥苴娥布、娥苴奢克、娥苴旺若、娥苴若洛、娥苴祁彩；娥苴奢克嫁吐珠益（于矢部，普安阿外惹部），生周堵德咋；娥苴旺若嫁录祖录卧（今云南省东川区、会泽的阿芋路闷畔部），生濮岱布娄；娥苴若洛嫁赖扎益恒（彝良部），生宝凸额恒；娥苴祁彩嫁旨堵诺益（阿芋路分支的阿迭部）家，生阿楼阿霍。是这样的。”。这段记载，将东爨乌蛮的乌撒部、乌蒙部、阿者部、芒部部、闷畔部、阿外惹部与南诏国之间的联姻关系以及他们各部之间的姻亲关系，记载的比较清楚，这个记载客观地说明这是一个以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庞大的、政治利益高度统一的统治集团。南诏王室与东爨乌蛮各部之间的姻亲关系，是南诏王室统治和掌控东爨乌蛮三十七部地区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这种政治联姻，对南诏巩固边疆具有决定性的统治意义。

彝族各部，在历史的不断演进中，以“同姓相扶”作为纽带，构以“联姻相助”作为“同姓相扶”的补充统治手段，推动了彝族社会的发展。南诏国的兴起，为乌撒部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唐高宗时，南诏始祖细奴罗，得到唐朝的支持，扩大了疆域。皮罗阁在位时，大鬼主爨崇道杀南宁州（今云南省曲靖市西）都督爨归王，爨归王之子爨守隅继位，皮罗阁将女儿嫁给爨守隅，另外一个女儿嫁给爨崇道之子爨辅朝，以联姻的方式，让双方和解。爨归王之妻阿姹的后家，是“乌蛮”君长，阿姹回后家搬兵报仇，南诏借机杀爨辅朝和爨崇道。南诏势力就此进入滇池地区，南诏反唐后，废爨守隅，控制了整个西爨地区，并强迁西爨白蛮到太和城西南的永昌城（今云南省保山市）。南诏此举，既增强了南诏的实力，也给东爨乌蛮提供了得以自立和发展的机会。

南诏国王室世代与东爨乌蛮联姻，让东爨乌蛮徙居西爨故地，拉近了彼此间的情感距离，东爨乌蛮自然拥戴南诏，为南诏抵御来自剑南方面的攻击。

南诏政权建立后，暴蛮部和卢鹿默两支系反唐，归附南诏，为南诏镇守东部边关（南诏的东鄙）。南诏也派称之为“勾则”（相当于汉的省级行政官员）的人代表节度使，对乌撒等部进行监控，大理国初期，也沿袭了南诏的做法。

（二)乌撒与大理国的关系

南诏国失国后，郑、赵、杨篡权者你争我夺，相继登台，洱海地区战乱不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三个短命王朝乱了三十五年，在其分崩离析的时候，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在公元937年，以“减尔税粮米，宽尔徭役三载”的承诺，利用东爨乌蛮三十七部的军事力量，攻灭了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占领了大理地区，建立了大理国政权。

南诏时，阿者国、罗殿国、乌撒地区都投入南诏国的怀抱。到了大理国时期，宋朝面对北方的强敌，无力对西南地区实行统一。宋代的郡县制度统治，基本上只是在大渡河以东的四川盆地推行。与宋并存的大理国，国家政体开始时沿袭了南诏国的节度使和都督制度，继“宋挥玉斧”之后，大理国承袭了南诏国的疆域范围，东爨乌蛮三十七部所属地区自然也被大理国掌控，东爨乌蛮三十七部所属区域及其西南地区，成了宋朝的化外之地，宋已经无力对大理国构成威胁。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大理国就废除了从南诏国沿袭下来的政治体制，改成置府和郡为主的政权体制。

乌撒部与大理国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南诏国与乌撒部关系的进一步延续。他们之间没有民族斗争，对外，是政权共同体；对内，也有利益方面的纠葛，但都能够相依相存。

大理国后期，国家衰败，社会动荡，大小领主乘机大打出手，抢占地盘，争权夺利，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大理国所属的三十七部乌蛮，也相继割据称雄。与南诏同宗共祖又是姻亲关系的东爨乌蛮乌撒部、乌蒙部、阿者部、芒部部、闷畔部、阿外惹部，也乘机崛起，先后都已经割据称雄一方，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权。至此，大理国政权已经无法掌控东爨乌蛮三十七部地区。

这些割据政权的各自地域，基本上是元朝、明朝、清朝土司制度时期乌撒府、乌蒙府、贵州宣慰府、芒部府、东川府、普安路的管辖范围。

注释：

一、在这里，我们来谈一谈与南诏国有一定渊源关系的洱海地区的“白子国”。

1、据史书记载，约汉代到唐朝初年，在云南省的洱海地区，长期存在过一个“白子国”，又称“白国”、“云南国”、“建宁国”。其都城建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的红岩（这个地方原来叫白崖。），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多部史书，都对这个国度有记载。

“白子国”的国王是彝系民族神话传说中哀牢九隆氏第八子的四世孙，名字叫仁果，汉武帝曾经封其为滇王，号白国。“白子国”传十七世至龙佑那，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杀了夷人首领雍闿以后，就收用地方豪杰，以龙佑那代替雍闿统领这些分散的部落，并给龙佑那赐姓张氏。

到了龙佑那十六世孙张乐进求时，受唐朝封为大将军、云南王。唐朝初年，南诏崛起，势力强盛，逼视“白子国”。张乐进求不得己，在洱海地区与各部落酋长举行铁柱会盟，将王位禅让给南诏第一代王蒙细奴罗，并把三公主金姑嫁给了蒙细奴罗。南诏蒙细奴罗遂取代白子国张氏而兴。改国号“大封民国”，结成了以南诏王为首的强大部落联盟。

现在，在云南省大理地区的白族人民，还会一年一度到南诏蒙氏王族的发祥地巍山接三公主金姑和驸马细奴罗回大理省亲（这是一个民俗活动）。这个活动一直都比较虔诚而隆重。至今云南大理地区还流传着“张蒙禅让”的故事。“张蒙禅让”的传说故事，在彝族、白族中都有流传，有多个版本，但都大同小异，史籍也有这个记载。“张蒙禅让”的传说主要是讲：张乐进求年老时，要将王位传给女婿细奴罗，细奴罗先不肯接受，后来拗不过张乐进求，只好与张乐进求约定在蒙舍川（今巍山）举行砍石盟誓。到了约定的那天，细奴罗举剑对石说：“如我为王，剑必入此石三寸。”，话毕，细奴罗举剑向石头砍去，剑果然入石头三寸。参加盟誓的人们见状，全认为这是天意，都拥细奴罗为王，细奴罗不好再推辞，就继任为王。

历史上的“白子国”，应该只是一个部落联盟，国王就是盟主，应该还没有比较严密的行政统治机构进行统治，各部落的实权主要掌握在部落主的手中。从《南诏图传》里记载的铁柱会盟的情况也可以看出部落主是实权者的信息，铁柱会盟时参加的 9位首领中，4人是有唐朝任命的将军、刺史头衔的人，5位是部落主。

铁柱会盟后，细奴罗就是实际的部落盟主了，他改国号“大封民国”，建立了以细奴罗家族为统治者的大蒙国，统治了以巍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彝族古代典籍《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西南彝志》里都说细奴罗建立了南诏国，卓洛举是细奴罗之孙，是皇位的嫡系继承人。作为卓洛举后裔的“洛举（七姓民）”，跟铁柱会盟禅位的张乐进求家族，充其量只能够算亲戚。卓洛举后裔的“洛举（七姓民）”追根溯源，是属于蒙氏家族。卓洛举后裔的“洛举（七姓民）”七姓中的张姓，与“白子国”的仁果、龙佑那、张乐进求都没有家支渊源关系。如果要牵强地抓住都姓“张”这个概念，去表述卓洛举后裔的“洛举（七姓民）”张姓的族源的话，是会贻笑大方的。

2、《南诏野史》载：“汉武帝通西南夷，遣至滇，求身毒国（今印度）。滇王常羌问使者曰：‘汉孰与我大？’，使者还报，武帝怒其言不逊。时白崖国蒙苴颂之后、天竺国白饭王之裔仁果者，为众所推立于白崖，武帝册封仁果为王，号白子国。……又十五世至龙佑那，后汉诸葛武侯南征，次白崖，以佑那为酋长，赐姓张氏，仍统其民，号建宁国。”

3、《南诏野史》载：“后汉后皇帝乙巳建兴三年，益州耆（qi）帅雍闿（kai）假鬼术杀建宁太守王昂，归东吴，吴王孙权以闿为永昌守。后汉诸葛武侯南征，至白崖，杀雍闿，擒孟获，乃封白子国王仁果十五世孙龙佑那为酋长，赐姓张氏，于白崖筑建宁城（今弥渡），号建宁国，立铁柱（今弥渡有铁柱宫，铁柱尚存。先为建宁国张乐进求甫鋳，后南诏蒙世隆复重鋳，名天尊柱，高八尺）。``````后见蒙舍川蒙细奴罗有奇相，遂妻与女，逊国与之。奴罗自称奇嘉王，建号大蒙国，又称南诏。”（第2、3两条注释，主要是用以说明白子国、建宁国、南诏国之间的交替关系）

二、关于“鬼主”称号的说明

鬼主，是一种称号。是汉史对唐宋时期分布于今黔西、滇东和川南的乌蛮及其东西两爨彝族首领的称号。小部落的首领称为“鬼主”；大部落的首领称为“大鬼主”；若干大部落又推一首长为盟主，称为“都大鬼主”。鬼主是部落酋长、军事长官、宗教祭司合而为一的部族首领。鬼主之间，互不统属，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鬼主们逐渐成了称霸一方的世袭贵族，拥有强大的军事势力。对他们所属的管辖区域，则用宗教手段与军事压力结合进行管理。

历史典籍中称谓的“乌蛮”和“白蛮”，源流是一样的。源于秦汉时期的“西南夷”，唐初时，以“乌蛮别种”细奴罗家族（卓洛举是细奴罗之孙，“七姓民”即卓洛举后裔。）为主建立了南诏国。

隋、唐之际，苍山洱海周围分布着许多部落群体，汉史把他们称为“松外蛮”、“洱河蛮”、“汉裳蛮”、“白蛮”等。此外，还有势力比较大的乌蛮部落，即蒙舍诏、蒙雋（jun）诏、越析诏、逗（dou）赕（dan）诏、浪穹诏、施浪诏这六个部落，史称“乌蛮六诏”。其中蒙舍诏因地处最南边，又称南诏。“诏”相当于汉史称的部落，“诏”还兼有“王”、“国”之含义（南诏称帝曰骠信，王曰诏，自称曰元，称后曰信幺，亦曰九幺。妃曰进武，兄曰容，弟曰钟，下曰昶(chang《) 南诏野史》明杨慎编辑本。）。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 648年），唐朝派右五侯将军梁建方率领蜀军征讨苍山洱海周边的“松外蛮”和“洱河蛮”，梁建方得胜回朝后，写了《西洱河风土记》一书。《西洱河风土记》记载了当时的西洱河地区（今洱海地区）的社会情况。《西洱河风土记》里说：“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人众殷实，多于蜀川。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无大君长，不相役属。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tin）。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这篇文章里的记述，说明唐代初年时，苍山洱海地区的白蛮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了蜀地的水平。但是，由于“松外蛮”和“洱河蛮”等这些大大小小的部落“不相役属”。从而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权统治机构进行统治，基本上是一盘散沙，所以，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权机构集中指挥和保障政权的军事力量的形成，即使是部落联盟这样的政权雏形也没有形成。

南诏兼并白子国（张蒙禅让）后，使白蛮的经济、文化优势与南诏的政治、军事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为日后南诏国的日益发展壮大提供了前提条件与发展基础。

南诏国建立初期，地盘很小，据史书记载，其疆域只有今云南省巍山县的一半左右。真正使南诏国强盛起来的人物，最主要的是南诏国的第四代王皮罗阁、第五代王阁罗凤、第六代王异牟寻等人。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几个人治国的雄才大略与历史功绩。

第四代王皮罗阁，生于唐武则天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唐玄宗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即位，时年 31 岁。唐册封他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皮罗阁是统一六诏，扩大南诏国疆土的人。皮罗阁巧妙地利用吐番南下与唐王朝争夺洱海地区之机，积极与唐朝修好，充当唐朝抵抗吐番南下的屏障，从而得到了唐朝的信任，并在唐朝的支持下兼并了北部的五诏和许多白蛮部落，统一了洱海地区。据《新唐书·南诏传》载：“开元末，皮罗阁逐河蛮，取太和城，又袭大厘城守之。……天子诏赐皮罗阁名归义。当是时，五诏微，归义独强，乃厚以利啖（dan）剑南节度使王冕（mian），求合六诏为一，制可，归义已并群蛮，遂破吐番，寝骄大。入朝，天子亦为加礼，又以破旧蛮功，驰遣中人册为云南王，赐金袍，金钿（dian）带七事。于是徙治太和城。”

皮罗阁又利用爨氏内乱之机，出兵攻灭了爨氏，兼并了爨区，统一了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和原来的南中地区。皮罗阁是南诏国日益发展壮大的奠基者。

细奴罗用武力兼并了各部落后，建立了南诏国，第一个国号称——大蒙国，成了南诏的开国始祖，随即建都蒙舍城。第三代王盛罗皮继位次年，兴建垄圩（longwei）图城，由蒙舍城迁都到垄圩（longwei）图城，此为南诏国的第二个都城。到了皮罗阁时，又迁都太和城，这是南诏国的第三个都城，皮罗阁为了保卫太和城，还构筑了上关和下关。这样，南诏国国都就有了南北两面的上关和下关、东边的洱海、西边的苍山，形成东西南北四面拱卫的城防格局，在冷兵器时代可谓固若金汤了。

第五代王阁罗凤，公元748年皮罗阁去世，其子阁罗凤继立。阁罗凤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其父亲皮罗阁统一洱海地区、兼并爨区战争的全过程，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和军事才能。阁罗凤统治时期，进一步开疆拓土，奠定了南诏国的版图。阁罗凤建章立制，制定了南诏国的政治结构、行政区划、军事制度，实施强有力的国家统治。在对外关系上，阁罗凤也展示出了雄才大略的才能，在唐朝和吐番之间展示了杰出的外交手腕，联合吐番对付唐朝先后发动的“天宝战争”，彻底击败了唐军的进攻，致使进剿的唐军全军覆灭。阁罗凤为了稳固对东部爨区的统治，阁罗凤派遣长子凤迦（jia）异到今昆明（古称善阐、昆州）筑拓东城，以副国主的身份镇守经营昆明。昆明建城就是从凤迦（jia）异筑拓东城开始的，现在昆明市有一条拓东路，就是由凤迦（jia）异筑拓东城之事衍变而来的。阁罗凤还派遣昆川城使杨牟利，用武力将西爨白蛮20万户迁徙到永昌城（今滇西地区），这一行动，使南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移，为南诏国、大理国五百余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代王异牟寻，因为阁罗凤长男凤迦（jia）异英年早逝（天宝战争中，凤迦（jia）异亲自带兵打败了唐军，立下了汗马功劳，保卫了南诏国的大好河山。凤迦（jia）异生前是南诏国开疆拓土的大功臣，是受派到今昆明（古称善阐、昆州）筑拓东城，以副国主的身份镇守经营昆明的人。他筑拓东城、慑步头、收曲靖、服东爨诸蛮。据《白古通纪浅述》记载：“凤迦（jia）异寇唐蜀地，得其疆界，东至大唐，南至交趾（今越南），西至摩伽陀国（今印度），北至吐番（今西藏）。”），阁罗凤去世后，王位直接由孙子异牟寻继位。异牟寻继位后，面临着一个怎样在两大强邻（唐朝和吐番）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异牟寻审时度势，作出了与唐朝修好的决策，唐朝派使臣崔佐时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到大理，在苍山神祠与异牟寻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苍山会盟”。自此，唐朝、南诏国摈弃前嫌，重归于好。异牟寻为了加强与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他先后派出了数以千计的大臣子弟到蜀地（今四川成都）学习。这些大臣子弟学成归来，积极传播汉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南诏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快了南诏国汉化的进程。异牟寻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又向东南部发展，将今西双版纳、缅甸北部地区、越南的部分地区纳入了南诏国版图，进一步扩大了南诏的疆域，极大地增强了南诏国的国力，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使凤迦（jia）异时期的疆域得到了巩固并略有扩展。

到了南诏国第十一代王蒙世隆（《唐书》作酋龙）时期，与唐朝的关系决裂，蒙世隆称帝，为景庄皇帝。《南诏野史》（杨慎本）载：“又以世隆之名犯太宗、元宗庙讳，唐不册封，隆益致怨望，至是自称皇帝，遣兵取乌蛮、僰、爨之地，置东川郡。前节度使杜悰（cong）变韦皋制度，侵扰蛮中。隆绝朝贡，寇播州（今贵州遵义）。······咸通三年，隆亲寇蜀（今四川成都），取万寿寺石佛归。”“咸通四年，寇西川。咸通五年，陷安南、邕（yong）管。咸通六年，陷嶲（xi，古越嶲，现在的四川“越西”）州。”蒙世隆在位时，曾经大规模地向内地和东南亚半岛侵略扩张，占领了许多地方。景庄皇帝在其短暂的36岁生涯中，曾经亲自率军进攻四川、贵州、广西、安南（今越南河内）等地，连中南半岛的许多古国，也受到了他的攻击。景庄皇帝曾经一度控制了这些地区，统治区域约达到250万平方公里，一时成了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

景庄皇帝世隆此举，将南诏国版图拓展得很宽，把国力推向了顶峰，但同时也因为长期的战争消耗，将国家拖入走下坡路的境地。唐朝和南诏国一样，也在战争的消耗中，逐渐国力空虚，国内矛盾重重，内忧外患叠加，最后导致两国先后走向衰亡。

南诏国立国253年（公元649---902年），自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9年）细奴罗在今巍山兴起，到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权臣郑买嗣篡权，建立“大长和国”止，共传十三王。

在南诏国的十三个国王中，推动南诏国强盛的国王，最主要的是三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国王。即第四代王皮罗阁、第五代王阁罗凤、第六代王异牟寻。景庄皇帝世隆，虽然也对南诏国的疆域拓展、国力的加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给南诏国的衰亡埋下了祸根。其他的国王，虽然有的也有建树，但跟这几个国王相比，就十分逊色了。

注释：

南诏国的四个国号与五处都城

1、南诏国立国的 254年中，共有过四个国号：

（1）第一个国号，是唐朝贞观二十年（公元 649年），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建立的大蒙国；

（2）第二个国号，是唐朝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南诏第六代王异牟寻改国号为大礼国；

（3）第三个国号，是唐朝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南诏第十一代王世隆始称皇帝，改国号为大理国；

（4）第四个国号，唐朝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南诏第十二代王隆舜改国号为鹤拓，亦号大封民国。

2、南诏国立国至失去政权止，共建都五处：（1）第一处是南诏国开国君主细奴罗建立大蒙国时，筑蒙舍城（今云南省巍山县城北古城村）为国都居住；(2) 第二处是南诏国第三代王盛罗皮筑垅圩图城为国都（今云南省巍山县境内）；（3）第三处是南诏国第四代王皮罗阁逐西洱河蛮后，自蒙舍川迁都太和城（今云南省大理太和村）为国都；(4)第四处是南诏六代王异牟寻自太和城迁居史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喜州）为国都；第五处是南诏国第六代王异牟寻由史城迁居阳苴咩城（今云南省大理市古城）为国都。

作者简介

李国保，男，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生，贵州威宁人。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贵州作家协会会员，有十余篇作品被《贵州彝族回族白族民间故事选》、《贵州彝族回族白族民间歌谣选》、《贵州白族文化史略》等书刊载；有六十余篇史学类、文学类的作品散见于各级各类报刊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