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时间:9:00-21:00
132-6932-1491
中国彝族网
随时随地掌握彝乡新闻
扫描二维码
关注天下彝家微信公众号
第一乐:飞檐走壁跳房顶
彝族土掌房最妙的,就是家家相连——墙贴着墙,屋顶挨着屋顶,中间只隔着一条窄窄的巷道,像大地微微张开的唇缝。
那年代的孩子放学后没有补习之说,没有作业堆如山。中午、傍晚,或是漫长的假期,只要一声吆喝,半大的孩子就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约好“跳房顶”。
游戏规则简单极了:从这家屋顶跳到那家屋顶,比谁更快、更稳、更轻盈。最刺激的永远是跨越巷道的那一刻——窄的,一步轻松迈过;宽的,就得后退几步,深吸一口气,奋力一跃。身体腾空的瞬间,世界突然安静,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和风声。落地时脚掌与夯土接触的闷响,是胜利的鼓点。
腿短的、胆小的、力气还没长全的孩子,往往在边缘犹豫再三,最后眼睁睁看着伙伴们像小山羊般跃过,自己只好灰溜溜爬下梯子,从地面绕路,再到下一个屋顶会合。那背影,总带着点不甘,又掺着点对自己明日必将成功的期待。
记得有一次,我助跑得太急,起跳太早,整个人悬在巷道上空,上不去也下不来。双手死死扒着对面屋顶的边缘,双脚在空中乱蹬。底下路过的大人仰头看见,吓得倒吸凉气。可奇怪的是,悬在半空的我并不怎么害怕,心里反被一股倔劲填满。我手脚并用,指甲抠进夯土的缝隙,一点一点把自己拽了上去。翻上屋顶后,我趴在边缘,冲下面脸色发白的大人们,做了一个大大的鬼脸。
阳光晒得屋顶发烫,远处山峦起伏,我和我的伙伴们,就在这一片连绵的褐色“高原”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
第二乐:木梯子上的串门江湖
彝家的土掌房多是两层,一架活动的木梯,就是连接楼上楼下的唯一通道。这梯子,也成了我们孩子的“社交密码”。
我们串门,从不走正儿八经的大门。那是大人的礼仪。我们的方式更直接:爬上屋顶,找到那家的木梯,“哧溜”一下就滑进了别人家的堂屋。主人家往往见怪不怪,顶多笑骂一句:“小猴子又从房顶下来了!”玩够了,再从木梯爬回屋顶,拍拍身上的灰,奔赴下一场热闹。
爬木梯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老旧的木头被岁月磨得光滑,踩上去微微摇晃,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一首陪伴我们长大的童谣。我们比赛谁爬得快,谁能不扶两边,谁能一脚跨两阶。一天下来,通过屋顶和木梯的网络,我们能“扫荡”半个寨子。方家嬢嬢刚做的酸腌菜,普家阿婆晒的柿子饼,石家爷爷烤的洋芋……哪家灶头飘香,我们的鼻子就像装了指南针,总能“顺路”尝上一口。
当然,这“江湖”也有规矩。木梯是活动的,有些大人午后要休息,嫌孩子闹腾,便悄悄把梯子撤了。我们兴冲冲跑到那家屋顶,望着空荡荡的墙和底下遥不可及的地面,只能干咽口水,悻悻转向别处。这是最初学到的“闭门羹”。
更复杂的,是孩子之间用木梯建立的“同盟”与“孤立”。那个年代,家里孩子多,大的总要带着小的玩。若是有谁特别调皮、爱告状,或是单纯不讨喜,便会成为被“制裁”的对象。常常是大家串到某家玩得正欢,有人使个眼色,几个大孩子便默契地冲到墙边,合力把木梯放倒。那个被嫌弃的孩子就被孤零零地留在高高的屋顶上,急得大哭。我们则从另一架梯子溜走,对他的哭声充耳不闻。如今回想,这无疑是童年一种残酷的“政治”,但当时,那只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情绪表达——喜欢或不喜欢,接纳或排斥,都在这架梯子的竖起与放倒之间。
第三乐:屋顶上的穿耳,与奶奶的一句话
土掌房的平顶,是孩子的乐园,也是大人们的公共客厅。
女人们总爱聚在这里。她们一边手里飞针走线,绣着衣裳上的马缨花,纳着厚厚的鞋底,一边东家长西家短地拉着家常。男人们在这里抽烟筒,望着远山,沉默地吞吐云雾。这里甚至还充当过临时理发店,和故事会场。
但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仪式,是穿耳。
彝族姑娘以耳戴银环为美,穿耳便是一项郑重其事的成人礼。寨子里有一位半老的奶奶精于此道,她总是选择在土掌房顶操作——光线充足,人多热闹,大家的谈笑能分散姑娘的紧张,也能为她鼓劲。
她的工具简单极了:一根在火上烤过消了毒的绣花针,一碗晒干的花椒。女孩坐定后,她先取几颗花椒,放在手心细细搓热,然后用力按揉女孩的耳垂,直到那薄薄的皮肉被搓得发热发麻。据说,这样能减轻疼痛。
“莫怕,像蚂蚁咬一口。”奶奶总是这样轻声安慰。
然后,瞄准,稳、准、狠地一刺——针尖穿透耳垂,带出一星几乎看不见的血珠。女孩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绷紧一下,但往往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剧痛,过程就已经结束。奶奶利落地在针尾戴上准备好的茶叶梗(防止伤口愈合),一场关乎美丽的“洗礼”便完成了。
我看过许多次这样的仪式,对那迅捷的一针既敬畏又恐惧。直到同龄的姐妹们耳垂上都闪起了银光,我才鼓起勇气,找到奶奶。
奶奶看着我,却没有像对其他人那样立刻准备花椒和针。她摸了摸我的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深远:“你这么聪明,书读得好,不用穿耳做彝家姑娘了。将来去城里,做汉人吧。”
我愣住了。在我简单的认知里,穿耳和去城里,和做什么人,似乎没有冲突。我固执地说:“奶奶,我是想将来去城里,可我也想漂亮,像她们一样。”
奶奶劝了半天,终究拗不过我。她叹了口气,还是为我穿了耳。针尖刺入的瞬间确实很疼,但我紧紧咬着牙,没让眉头皱一下。好像只要我不喊疼,就能同时握住“去城里”的未来和“像彝家姑娘一样漂亮”的当下。
直到今天,我的耳洞从未发炎,也从未长合。奶奶那句话,我也一直记得。我最终没有做成“汉人”,但确实进了城,成了一个在都市里生活的彝人。那个耳洞,像一个小小的、隐秘的坐标,提醒着我从哪里来。
第四乐:屋顶上的“小阴谋”和粉红衣
屋顶上的快乐,当然不止这些。我们甩泥巴仗,抓石子,跳用草绳编的“房子”,跟着大姐姐学跳简单的彝族舞步,翻跟头比赛谁能连续翻得最多……每一寸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夯土,都浸满了无忧无虑的笑声。
有一件事,我至今想起仍会偷笑。爸爸在外工作,一次回家,给我和妹妹每人带了一件粉红色的衬衣。那是一种极其娇嫩、鲜亮的粉,领口还有一圈精致的白色蕾丝。在满寨子蓝、黑、灰的衣裳里,它像忽然绽开的索玛花,漂亮得耀眼。
我简直是爱不释手。可妈妈有铁律:新衣服要逢年过节或有客人来时才能穿,平时一件衣服至少要穿满三天才能换洗。这意味着我那件黯淡的旧蓝布衫,还要牢牢“统治”我两天。
我盯着那件叠放在枕边的粉红衣,心里像有小猫在抓。终于,一个“绝妙”的主意诞生了。
我跑到寨子边那栋少有人去的老土掌房顶上——那里的土格外厚软。然后,我躺下来,开始快乐地打滚。从左滚到右,再从右滚到左,确保后背、前襟、袖子都均匀地沾满了新鲜的黄土。滚够了,我爬起来,用力拍拍,但尘土已深深吃进了棉布里。
我“灰头土脸”地跑回家,举着脏兮兮的袖子,用最无辜的语气对妈妈说:“阿妈,你看,衣服脏了,不能穿出去了。”
妈妈从灶台边转过身,看看我,又看看我手里那件刺眼的粉红衣,眼神里闪过一丝了然的笑意。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轻轻叹了口气:“那就换了吧。”
那一刻,我心花怒放,觉得自己的“计谋”天衣无缝。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妈妈那声叹息里的笑意,是对一个爱美小姑娘笨拙心思的全然洞察与温柔纵容。她并非被我蒙骗,只是愿意成全我那一刻迫不及待的、闪亮的快乐。
如今,我的家乡早已变了模样。记忆里那片层层叠叠、如大地指纹般的土掌房群,已多半被整齐的砖瓦楼房取代。平坦的水泥路通了,漂亮的太阳能路灯立起来了,生活无疑更加便利舒适。
只是,再也找不到那家连家的屋顶,供孩子们飞檐走壁;再也没有那吱呀作响的活动木梯,构成一个童年的社交江湖;再也没有一个公共的、洒满阳光的宽阔平台,能让整个寨子的呼吸和脉搏都聚集在一起。
那些在土掌房屋顶上撒野的时光,被岁月打磨得越发温润光亮,像一颗颗珍珠,永远珍藏在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我写下它们,仿佛就能再次爬上那座精神的屋顶,看见远山如黛,听见风声里,夹杂着遥远的、银铃般的笑声。
多彩贵州|苏月飞阳
2017-09-14
2012-03-28
2011-09-28
2015-07-15
2017-02-13
《凉山彝家》是林耀华先生于1940年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后,于1943年在中国抗建
贾巴阿叁作品:生命的荣耀
水西文化的前世今生 ——贵州毕节市人大主任安金黎访谈 人物简介 安金黎,贵州兴仁人
彝族文化的会,我大部分都参加。到了今天,某种程度上说,彝族文字方面,已经取得了很
三宝搬迁新市民载歌载舞喜迎新年。2019年12月31日晚9点48分,央视财经频道跨年全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