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彝人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痛苦(组图)

彝族男子

　　“内像”摄影展图片之一，彝族少年。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谢岚

　　王刚是个能人。做生意不消说，2006年开始摄影，就获得当年的世界大奖。

　　不过，他睡不着觉。有十年了，每天晚上都要喝七八瓶啤酒才能勉强入睡。

　　拍摄彝人肖像，让他找到一种方式表达内心的痛苦，却仍未能帮助他明白，痛苦从何而来。

　　日前，王刚的第二个个展“内像”正在上海举行。

　　摄影展开幕前一天，王刚和家人从杭州赶到了上海。去杭州，是要把一头藏獒亲自交给朋友。自从2005年在西藏迷上了这种桀骜而忠诚的动物后，养藏獒成了王刚的心头之好——顺便他也把喜好变成了一门生意。

　　王刚瘦而高，短短的板刷头，独独在右前额留了一小撮，后脑勺拖着一根细细的小辫子。据说，彝族巫师留着这样的发辫。

　　比极画廊禁烟，那天却对王刚破例。王刚烟瘾不小，每抽一根烟，就主动跑到室外去。“比极”的主人尚陆看他进进出出着实麻烦，索性让他在屋里抽。为了控制尼古丁摄入量，王刚抽一种细长细长的烟。

　　2006年王刚开始摄影，当年就凭着《彝族牧羊人》获得了世界级大奖：“荷赛”肖像类单幅银奖。有人质疑这张照片技术稚嫩，而评委会主席米歇尔·麦克内利说：这张照片不是一眼就看得清楚的，它需要你花时间读。

　　不同的人读到不同的内容。彝族儿童肖像让尚陆联想到了小说《蝇王》中那些有魅力又有威胁性、感性又野蛮残酷的孩童；摄影家吴家林觉得这些彝人既现实又超现实；而法国收藏家买下一幅彝族母子肖像时说，那让他想到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圣母和圣子……王刚乐见观者不同的感受，他觉得这种开放和不确定证明了自己的追求：他想要的不是“纪实”而是“艺术”。

　　那么，他自己从彝人的形象中又读到了什么？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你在上海的两次展览都是彝人肖像，这次从黑白变成了彩色。为什么有了色彩？

　　王刚：老实说，这只是技术上的尝试。2006年拍完彝人的黑白肖像后我就想试试彩色。在巴黎的博物馆看油画时我有个发现，彩色的最高境界是“灰”，而不是颜色本身。这次拍，我就用过期的胶卷来表现那种灰的、有油画感的色彩。

　　星期日：吸引你的，仍然是彝人的面孔？

　　王刚：对。

　　星期日：你怎么遇到他们的？

　　王刚：2005年，我参加一场汽车拉力赛，经过一个影展，看到别人拍的照片，觉得我也可以去探索摄影的本质。我还了解到，目前国内影像市场不成熟，真正的藏家不多，我来介入这个市场，会比很多画廊做得好，所以就买了个二手禄莱相机开始拍。我先走川藏滇那条线，到了西昌、康定、香格里拉、贵阳、昭通……好多地方，但一路上感觉都不对。最后，我到了西双版纳的芒市，刚好泼水节，我实在拍不下去了。

　　星期日：为什么？

　　王刚：那里阳光灿烂，衣着整齐，极度干净。

　　星期日：看来，你不想拍“幸福”。

　　王刚：吴家林拍了很多云南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他的照片里有一种温暖，有他终身热爱的东西，但那不是我想要的。2006年6月，我买了辆越野吉普车，带了一条藏獒，穿过了可可西里，绕到大凉山，一看到彝族人，感觉就出来了。那时，我忽然想到了我钟爱的摄影师黛安·阿勃丝（DianneArbus）。她出身很好，她和丈夫是美国20世纪四五十世纪最受欢迎的时装摄影组合之一，但这样的生活阿勃丝很不安。她开始专门去拍残缺的人：残疾人、畸形人、巨人、马戏团的变性人、精神病患……她的照片让人非常不舒服，恐惧。42岁那年，阿勃丝的三张照片参加了一个摄影展，每天一早工作人员不得不清洗相框上的唾沫。

　　星期日：阿勃丝给你什么启发？

　　王刚：她提醒我，要面对痛苦的人生。

　　星期日：你的照片面对谁的痛苦人生？你的，还是彝人的？

　　王刚：上海有个策展人叫顾峥，他编过一本书《你是我的镜子》。彝人的肖像就是我自己的镜子。他们大多生活穷困，但我们的痛苦不亚于他们，只是我们戴着面具生活，他们不戴。

　　星期日：在不戴面具的面孔上，你看到了什么？

　　王刚：面对痛苦的态度。他们脸上有种畏惧命运和期盼活着的心理交织在一起的坚忍。我拍了很多彝族的儿童、青少年和老人，那些孩子、少年，最终会孤独地步入和老人同样的人生。任何人都无法抗拒荒诞地生活着、孤独地老去，这种悲哀和荒谬和民族无关，和国籍无关，只和你那颗脆弱的不得不坚强的心灵有关。

　　星期日：你做些什么生意？

　　王刚：有广告公司、网游公司、影视投资、娱乐场所、矿场，还有广州最大的宠物中心。

　　星期日：够杂的。

　　王刚：我不喜欢做实业，也不直接管理公司。我最喜欢谈判，一上谈判桌，就变得很兴奋。

　　星期日：成就感能持续多久？

　　王刚：没多久。一个项目要是做到这个行业的高峰，就不太吸引我了。

　　星期日：所以需要不停地进入不同的领域去寻找“刺激”？

　　王刚：越新鲜、越刺激的越想去做。我以研究规则、打破规则为乐。

　　星期日：你已经拿到了“荷赛”奖，某种程度上也算到了“顶点”，它还能继续吸引你吗？

　　王刚：我不知道，也许继续拍，也许不拍。

　　星期日：看来艺术表达你，但不能“治疗”你。拍照和养藏獒有区别吗？

　　王刚：好像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找个方式控制自己。养狗得有耐心，而拍照就像洗个热水澡，能忘记很多事情。不然，怕自己在别的地方折腾，控制不了自己。

　　星期日：你控制不了自己？

　　王刚：对，停不下来，担心停下来就要出问题。

　　星期日：你有一个人静静地呆着，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的时候吗？

　　王刚：几乎没有。

　　采访者手记

　　王刚的人生是有些戏剧性的。

　　1985年，考上华南理工大学，由于29天里只上了两堂课，被取消学籍。不过，他感谢学校的决定，因为他一点都不喜欢那个专业，离开学校意味着不必在他人的安排下“苦度残生”。

　　挣了一些钱后，他借住在学校宿舍的走道里，成天读书，读萨特的存在主义、经济学、明史——他上了所“一个人的大学”。

　　四年，他没有回家。

　　王刚和作家余华是好朋友，两人因商谈余华的短篇小说《鲜血梅花》的电影改编相识。余华给王刚的摄影集所写的序言里，有一句话颇传神：“艺术史告诉我们，常常有一些外面的人突然闯荡进来，这些人带着自己特有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气息，不是循规蹈矩地敲开艺术之门，而是粗野地一脚踹开，满身汗臭地说：‘我来啦！’”

　　我以为，两人的某些气质有些相似。他们都非常聪明，成长环境中都包含“暴力”的因素（余华的父亲是开刀大夫，王刚的父亲是军人），因此既粗暴又细腻、想要证明自己，还有——焦虑。当我说出这个词语的时候，王刚说：“哈，我就在等你说这个词。”他们俩似乎一起给余华的小说、给这个时代的气息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一对亢奋而不安的“兄弟”。

　　王刚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人：讨厌“被制度化”，内心潜伏着摧毁规则之“墙”的情结。我想，这种性格让他拥有旺盛的生命能量，同时也烧灼着他自己。

　　只有在彝人居住的地方，王刚才有拿起相机的冲动，在城市中他从不摄影。假如有一天，他愿意拿起相机，拍拍自己，是否是真正面对痛苦、面对自我的开始？

　　展讯·内像时间：7月18日-9月18日地点：比极画廊（泰康路210弄5号楼519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