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研究

［摘要］纸书文献是目前发现最多的彝文文献，早在魏晋时期就有过一个繁荣时期。其传播以传统的手抄形式为主，兼有印刷、影印等形式。其传统的传播范围较狭窄，传播途径和方式单一，有明显的地域、职业、民俗特征和保守性，影响有限，必须加以改革，以利于丰富世界文化的宝库。

［关键词］纸书；彝文；文献；传播

彝族是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彝文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是彝文文献的创制和传播，已经是学界人所共知的事实。目前可以确知的是，贵州省赫章县发现一个西汉时期的铜擂钵（也称为手碓）上，铸造有古彝文。可见，从汉代开始，彝文已经创制成型，并且开始用于生活或者祭祀等。由此可知，彝文创制的成型和运用，也就是彝文文献传播的开始。本文所指的彝文文献是指用彝文撰写的经历了一段历史的传承之后，目前仍然保存下来，有的甚至还在使用的纸书文献，包括手抄形式、印刷形式和其它形式，同时也包括当代形成的一些有价值的彝文文献的纸质形式。本文拟从纸书彝文文献的角度对彝文文献的传播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彝文文献传播的特点及规律。本文所说的纸书，既包括用纸质书写的彝文文献，也包括用其它形式转换为纸质的彝文文献。

一、彝文文献的形成

彝文文献的形成，从时序上说，由于语言的产生要早于文字的产生，所以必然是口碑文献要早于文字文献。彝文文献产生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神赐之说在滇、川、黔、桂西南彝族地区的传播十分广泛，《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以及众多的布摩经籍中都有记载。云南彝文古籍《尼苏夺节》中说：“图纳出世后，小时没文字，长大不识字。长到十五岁，善良的图纳，朝思又暮想，活在人世间，为是无文字，祖宗不认识，道理更不知。书籍和文字，究竟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我要去寻找。——天上六神主，把五卷理书，赠给了图纳。图纳善良人，接过五卷书，磕头又作揖，再把六神献。拜后站立起，脚板不落地，顺着一阵风，回到人世间。”［1］贵州的《彝族古歌》中说，彝文的创制和彝文文献的产生是天神杜米那却佐在洪水泛滥之后，到人间来教给人类的。神创说、神赐说等都是彝族古代人民在认识论上崇拜知识的一种心理，真正的彝文文献的创造，是彝族古代先民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形成的，其中主要的贡献者，应该是彝族古代的布摩和摩史。
彝文文献产生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能有过一个繁荣时期。晋人常璩在其《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当时的彝族人：“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目前仍然流传下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等用彝文写成的文艺理论著作也为此作出了佐证。
从中国发明各种记录语言的质料而言，在没有纸的发明之前，古人要想方设法用各种可用的东西来记录代表思想的语言，因而结绳纪事、刻木纪事、勒石纪事等都是曾经有过的历史。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中也说：“哎君不知年，纪年树上看；哺臣不知月，纪月石上察。”可知当时通过刻木、勒石等方式纪年纪月是一种通行的办法。从文献的记载和现在可以发现的各种记录文献的的材料看，记录彝文文献的材质有以下一些：1木刻。《水西大渡河建桥记》碑文记载：“慕块卧乍山，其下有宽广的庭院，木刻和竹简，多如柴堆，记载租赋的来路。”流传至今的彝文雕版印刷的木版古籍，贵州有《摩史苏》，四川有《玛牧特衣》，云南有《色尾处莫》等。2竹简。除前面所说的碑文记载外，《西南彝志》中记载：“慕卧格家，大握其权柄，木刻与竹简，积累如柴堆，阿额在中部，也杀牛聚宴。”《尼苏夺节》中也有图纳“白天写理书，夜晚读理书。铁板生了锈，竹片永不锈，千年不变色，万年字变黑”的情形。3骨质。四川省凉山州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中收藏有彝文骨质藏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武自立先生曾经在云南省弥勒县东山彝区收集到骨质彝文材料。［2］4皮书。彝族民间传说认为某几种兽皮具有特殊的功用，至今布摩举行法事的时候，一些消灾的经文必须写在兽皮上才具有神力。奢香博物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等现在还保存有少量以牛皮、羊皮作封面的“牛皮档案”和“羊皮档案”。5布帛书。这是古代彝文文献常用的书写材料之一，现在民间收集到的一些彝文古籍，其封面大部分就是麻布。6金铭。前述的汉代彝文擂钵即是，这类文献以今存于贵州省大方县奢香博物馆的明代成化年间的《成化钟铭》为代表。7石刻。这是流传至今除了纸书彝文文献以外，所见最多的一种材质。著名的有《妥阿哲纪功碑》《千岁衢碑》《禄劝镌字岩石刻》等等。西南彝族地区的彝文石刻总数在1000通以上，目前已经收集整理、翻译出版的有《彝文金石图录》（共3辑），《彝文刻石译选》等。8纸书。这是所见最多的彝文文献。其中古代纸书文献主要是手抄本，现代印刷技术发展以后，出现了印刷本的纸书彝文文献。9电子彝文文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彝文计算机处理技术的成功开发，彝文文献电子化已经成为现实。10其它。《中国彝文书法选》中收录了刺绣的彝文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考古发掘等工作的深入，可能还会有其它材质的彝文文献的创造和发现。

二、纸书彝文文献的状况

纸书彝文文献是目前最多的一类彝文文献。就各地的官方机构或者是民间机构所收藏的纸书彝文文献的情况来看，这类文献的数量在万册以上。［3］纸书彝文文献的收藏方式，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政府机构和国外有关机构的收藏。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贵州民族学院、盘县民宗局等16个单位收藏有10000多册；云南省民族古籍办、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楚雄州博物馆、禄劝县古籍办等34个单位收藏有5000余册；四川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凉山州语委、美姑县档案馆及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等17个机构有近2000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等5个单位收藏有近1000册。此外国内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国外的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等也有收藏。［4］二是民间团体收藏。主要是各地的彝学研究机构和民族研究团体。三是个人收藏。大凡彝族布摩，都有数量不等的纸书彝文古籍。另外一些关心和爱好彝文古籍者也有少量收藏。这些种种的纸书彝文文献的收藏，在政府机构和比较专业的学术团体收藏的文献，保存比较完好。而属于个人收藏的部分，损毁严重。特别是一些原属于布摩个人收藏的文献，由于在布摩去世后没有新的继承人，其后裔多不懂这些文献的价值，任其自然毁损，直至完全毁坏，情况十分严重。这对彝文纸书文献的传播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乃至中断。
纸书彝文文献产生之后，一些专家学者曾经作出过不同形式的分类。十九世纪末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二十世纪的法国少校多龙，我国民族学家杨成志、马学良等都曾经根据彝文文献的内容对之进行过分类。有专家把贵州的纸书彝文文献分为历史地理类、政治类、谱牒类、经济类、教育类、哲学思想类、天文历法类、文学艺术类、宗教类、民俗类、算命学类、其他类等12类。也有专家把纸书彝文文献分为宗教类、历史类、天文律历类、军事战争类、文学艺术类、医药病理类、地理类、伦理道德教育类、农牧生产类、工艺技术类、哲学类、字书类、译著类等13类。［5］彝文纸书文献内容虽然丰富多彩，但是撮要而言，主要是宗教、历史和文学艺术三大种类居多。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宗教类、民俗类、伦理道德教育、谱牒、历史、文学艺术类的纸书文献传播最广，运用最多。

三、纸书彝文文献的制作传播及特点

（一）传播的途径和方式
纸书彝文文献一经撰写制作出来之后，就以其特有的方式开始复制传播。
1手抄传播。作为传统传播方式和途径，首选的当然是传抄。这种传统方式是因为在古代彝族社会中，彝文没有完全规范，滇、川、黔各地的彝文没有统一的正字和正字法，因此印刷术很不发达，文献基本上都是靠手抄的方式进行传播。大量的彝文经籍保存在各地布摩手中，布摩在收徒弟进行教育时开始教徒弟学习彝文，等到徒弟学成之后，由布摩抄写、或者徒弟抄写一套彝文经籍赠送徒弟。另外，著名的经籍引起社会的关注之后，外人也可以借去传抄。据说，彝族文艺理论大师举奢哲所写的书，曾经被“只塔部族”和“陀尼部族”的人借去抄，流传十分广泛。现代社会中还出现了请外民族的人帮助抄写经籍的情况。例如贵州省纳雍县新房乡一张姓布摩，曾经请附近的一个苗族青年帮助抄写祖传的经书。
2木刻印刷传播。重要的典籍，也有通过木刻印刷形式，大量印刷传播的情况。如前述的云南的《色尾处莫》、四川的《玛牧特依》、贵州的《摩史苏》等。这类纸书文献一般都是非常重要的经籍，不只是在布摩系统中流传，在民间也有非常重要的功用，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伦理道德教育一类的经典。《色尾处莫》的雕版，原有40块，全部典籍原有160页，共24000余个彝文字，折合彝文五言句式为4800余行。至今还有25块留存。［6］很明显，木刻印刷成纸书传播的方式，可以大量形成文本，流传的量也大，面也广，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重复多次印刷，所费人力物力也得到大大的节约，比手抄的方式要先进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