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研究

3铜版印刷传播。现在发现的一部仅见的铜版活字印刷的彝文纸书文献，系1909年香港纳匝勒教士会印刷厂用彝文“新字母”“刻好铸成”而印行的《法倮词典》。也有人认为十九世纪末有在香港特制彝文铜模印刷的《圣经·赞美诗》。两书疑即为一部。
4摄影影印复印传播。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有彝文典籍珍本《西南彝志》，收藏方以影印的形式印制了一批以广流传。这类传播方式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是先以手写、手抄的方式把彝文文献写在纸本之上，然后通过新技术再印刷成书籍。贵州出版的许多文献如《彝族源流》、《彝族咪谷丛书》等都以这种形式形成的。同时，现代摄影、影印和复印技术的推广，为部分彝文纸书文献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5铅活字印刷的各种纸质印刷品的传播。这类活字印刷的传播方式，以书籍和报刊为最重要。这类文献以四川规范彝文和云南规范彝文颁布后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居多，例如《勒俄特衣》、《玛牧特衣》、《吾查   们查》、《阿诗玛》、《祭龙经》等等。
6金石彝文等其它形式的文献拓印转换而成纸质彝文文献传播。前面所说的《彝文金石图录》和《彝文石刻译选》等，就是将金石彝文拓片通过转换而形成的纸书彝文文献。一些彝文印章制作出来之后，也要通过各种形式转换成为纸书的形式得以传播。如《中国彝文书法选》中的古代彝文印章和当代的彝文印章。
随着电子媒体的发达和彝文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成功开发，以纸质彝文书籍、报纸等的虚拟形式形成的电子书刊逐渐受到新时期的作家和读者的欢迎，于是就有了虚拟的彝文纸书文献。这只要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
（二）彝文纸书文献传播的范围
彝文纸书文献传播的范围，从小到大的扩展，有以下一些情况。
1父子继承式的家传。这主要是传统的布摩世家。彝族古代社会传统中，布摩有父子继承的习俗，多数情况下父辈的经书一般是不传给外人，只有家中有人能继承布摩事业，父亲的彝文经书自然就传承给儿子，这样一辈一辈的往下传承下去。这种情况是最小范围的传播，虽然从代际上说是一代传承给一代，但是多数情况却是一人传给一人。
2师徒继承式的传播。一个师傅可以招收多名弟子，每一个徒弟学成出师的时候，要么自己抄录一套师傅的经书，要么师傅赠送一套已经抄写好的经书给徒弟，这样，传统的纸书彝文经籍得以传播开去。这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传播的范围要大，而且可以是几何级数的传播，因为出师了的徒弟又可以招收新的弟子，再把经书传播开去，就象一棵大树不断地分枝发展。
3布摩系统内部传播。布摩系统内部的传播是指没有师承关系的各个地方、各种流派的布摩之间，发现对方有自己没有的经籍，知道对方有好的经书、史籍、文艺作品等之后，通过适当的方式，向对方借来阅读、抄录保存。这种情况在布摩之间并不鲜见，只是这样的传播方式不是一种普遍的形式，它对于那些善于发现、善于学习的布摩来说，无疑是扩大自己的存书量的一条最为直接的方法。有的布摩世家能够有几百部不同的经籍，大多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前述第2点谈到的也可以算作一种布摩系统内部的传播。
4布吐学校传播。布吐是彝语，即是由布摩任教的学校，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培养布摩的学校，有的却认为布吐不只是培养布摩，也培养彝族传统文化传人，是由布摩执教的学校。这种传播方式理论上没有人员的限制，但是就古代布吐学校培养的人才来看，数量也不是很多。布吐教学所用的教材，自然是彝文典籍，这些课本在学业完成后都归学生所有，而且学生还可以传抄老师的书籍。因此，这也是一种有效扩大纸书文献传播的方式。
5彝族聚居区域传播。上述各种传播方式都主要是在彝族内部传播，也可以说是在彝族聚居区域内的传播。木刻印刷形式的纸书文献出现后，其传播的范围和效率大大提高，使除了上述传播范围以外的彝族人民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也可以接触到这些书籍，因而也大大的扩展了传播范围。《华阳国志》中记载的“今南人言论亦半引夷经”之说，传达出了纸书文献传播到其他民族的信息。举奢哲所写的经书也常被其他部族的人借去传抄。在古代的中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彝族地区，纸书彝文文献的流传是相当普遍的。
6国内传播。国内纸书彝文文献的传播，是二十世纪末期彝文典籍得到大量的翻译出版和彝学研究热出现之后，才大大地扩散开来的，国内凡是与民族研究有关较大的机构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彝文纸书文献。即使不是手抄本那样的古旧之物，现代印刷的彝文纸书文献也受到研究家的青睐，使这些文献得以大量地流传开来。测算一下各种彝文文献翻译出版的数量，就可以知道这种传播方式的范围是多么大，几乎全国各地都覆盖到了。
7国际传播。据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目前可考的国际上传播纸书彝文文献，可上溯到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和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时期。这些人或收购、或掠夺，以种种方式把一部分纸书彝文文献带到了国外。目前英国、法国等一些国家的教会机构或公共图书馆等收藏的纸书彝文古籍，就是用这些方式传播出去的。另外，二十世纪以后，一些外国学者、翻译家也把纸书彝文文献译到了国外，比如著名的《阿诗玛》，就被苏联、日本、韩国等30多个国家翻译介绍到了本国，并且以更多形式传播开去。
（三）传播的特点
一般说来，相对于其他材质载体的彝文文献如金铭、石刻、摩崖、墓碑等不易移动的彝文文献，纸书彝文文献以其轻便、体积小、好运用等等的特色，更便于传播出去。但这只是就纸书文献的形式特征的外部情况而言。如果结合彝族传统社会习俗来考察，纸书彝文文献并不象想象的那样易于流传，这还不仅仅是过去的岁月里彝族文字主要垄断在布摩系统中，也有其他种种的因素加以限制约束，造成了纸书彝文文献独特的传播特点。
1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地域特征明显，而时代特征不明显。单就纸书文献上的彝文形式而言，云南、贵州、四川三地的彝文形式特点就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贵州的彝文是方方正正的正方形彝文，如同通用汉字的楷书，那么四川的彝文则是日字形的矩形，如同汉字中的小篆，而云南的彝文则是曰字形的矩形，如同汉字中的隶书体。也就是说贵州彝文方正，云南彝文扁平，四川彝文高瘦。因此，只要熟悉了彝文的这三种地域形式特征，一般地说，得到一本纸书彝文文献时，大致就可以判断它是那一个地区的作品，也就是说这本文献是从那里流传过来的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然而，要想判断一本文献的年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彝文古文献往往很少注明写书的年代或者抄书的年代，而且一部书往往在破损、毁坏之后又重新翻抄多次，翻抄的时间又往往不是成书的时间，这就更其增加了考证其初始成书年代的困难。因而纸书彝文文献的传播的时代特征也随之而难以考证其历史时代的沿革和顺序。
纸书彝文文献地域特征明显而时代特征不明显的另外一方面的佐证，是直到近代、现代社会，仍然有一些中、外人士在创造彝文，因为他们仅仅就他们所接触的部分彝族地区没有彝族文字，就认为彝族没有文字。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贵州省威宁县的石门坎传教的时候，还专门为当地的彝族创造了一种被称为“波拉文字”（又称柏格里文字）的彝文。二十世纪，云南省姚安县的鲁国洪老人还在创造一套彝族文字。直到二十一世纪，云南还有人在使用自己创造的彝文。如果用这样的文字创制彝文文献，其地域特征随着其创造者籍贯的考索明确之后，也就知道是哪里的文献了。
2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职业特征明显，而普世特征不明显。应该说，纸书彝文文献在彝族历史上缺乏群众基础，没有普遍性，整个彝族社会没有一个全民彝文教育的传统制度，也没有保证这种制度形成和推行的政治保障和国家基础，因而彝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全民认识彝文的时代。这就造成了纸书彝文文献的形成和传播都没有普世性。而其传播的职业特征，主要就是布摩系统，后来又加上了摩史。特别是布摩系统，这是一个从彝文的创制到彝文文献的形成和传播都自始至终掌握着主动权的阶层，历史上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似乎是一个亘古以来没有改变的存在。而摩史的加入，主要是彝族地方政权形成，需要宣诵礼仪，加强外交，传承传统文化使然。摩史在掌握了彝文之后，也就开始了彝文文献的创制和传播。例如《西南彝志》的纂制者即是著名的热卧摩史。
3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民俗性特征明显，而学术性特征不明显。师传徒受，布吐学校教育，布摩之间传抄、转抄，职业特征明显等等，都与彝族传统的民俗息息相关。特别是每年到了过年过节时，要把经书从秘密的地方恭敬地拿出来，杀一只白公鸡予以歆祭，然后又神秘地放到一般人不能轻易接触的高处。过去，有的人家所藏的彝文文献一般不轻易示人，也不能转让、转借给外人、外家族，更不可能给外民族。这就是浓郁的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民俗性特征。这就形成了传播途径的相对窄狭，以至有的布摩世家的古文献传到后来，由于时代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到来，虽然家有子弟却再也没有人来识读和传承。而谈到其传播的学术性，一是传播手段缺乏科学的方法途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没有创造出活字印刷等较为先进的使用字钉来进行印刷和传播。二是没有从追求学术、追求科学等的思想高度上去创制文献的传播文献，多数情况下都是对前人的重复和传抄，这就直接影响了文献的价值，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纸书彝文文献的传播范围，形成族内较为普遍的传播而族外几乎很少传播的情况。
4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保守特征明显，而改革特征不明显。从其传播形式即纸书的手抄特点上，就可以看出几百年来乃至几千年来，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形式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而就其内容传播而论，仍然是以老祖宗创制的经书、历史、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使用的场合也主要是婚丧嫁娶和祭祀等情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在彝族历史上，既没有出现马丁-路德似的宗教改革，也没有什么文艺复兴运动，没有出现过“五四运动”这样大力倡导革命和改革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即使有过一些政权更叠，有非常重大的历史变革如“改土归流”，但是对彝文纸书文献传播的影响不大，或者说没有引起什么革命性的变化。纸书彝文文献传播该怎样传播还是怎样传播，而且似乎更加传统和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