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圣山堂狼山：商周青铜器铜铅矿料来源地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金正耀、朱炳泉、李晓岑、**康宁玻璃博物馆的Brill、日本山崎一雄教授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将最新科学技术的铅同位素示踪方法应用于研究三星堆、殷商等青铜器物矿质来源的青铜器考古研究，逐渐将三星堆、殷商、江西新干大洋洲墓、个旧市黑蚂井墓葬等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矿料来源地锁定在了滇东北，而巧家堂狼山成为最有可能的地方。

中国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生产所用的金属原料，主要有铜、锡和铅三种，它们都是经过冶炼从矿石提炼出来的。由于地球上铜、锡、铅金属矿床在其形成的地质年代以及形成过程环境物质中铀钍浓度条件方面的差异，都含有微量的金属铅。这些杂质性质的铅，同作为青铜生产原料之一的金属铅一样，铅同位素组成也各具差异，表现为铅的4种稳定同位素204Pb、206Pb、207Pb和208Pb。4种同位素在古代青铜业的一般冶炼、铸造等加热过程中不会发生分馏，与微量元素相比，可更好地保存原产地的信息。通过比较青铜器样品和矿床的铅同位素数据，可以进行青铜器原料的产地研究，同时比较各个时代和时期青铜器样品的铅同位素数据，也可以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矿山开采利用的盛衰变迁，进而推动关于上古时代的有关研究。同时，铅同位素示踪方法研究古代器物还具有所需样品量很少、器物表皮的氧化物等对器物的铅同位素比值影响很小等优点。铅同位素不受风化和腐蚀影响，不受元素含量变化影响，具有明显的地球化学块体效应，便于确定所用资源的产地。虽然该方法也存在重叠效应和混合效应的局限性，但其分辨率仍高于其他任何单一的地球化学示踪方法。由于206Pb、207Pb和208Pb分别是由238U、235U和232Th放射衰变形成的，3种同位素的含量随着时间增加而不断增加，因此被称为放射性铅同位素，属于这3种同位素的铅叫做放射成因铅。而204Pb在古老的矿石和陨石中相对含量较高，在现代铅中含量较低，而且不随时间的流逝发生绝对含量的改变，所以在研究中常常将204Pb作为基准，用206Pb/204Pb、207Pb/204Pb 、208Pb/204Pb来进行研究。其中，由于206Pb相对于207Pb和208Pb增长更多，所以用207Pb/206Pb和208Pb/206Pb这两对比值表示时，高放射成因铅比普通铅数值小。

20世纪60年代，**康宁玻璃博物馆的Brill首先将铅同位素用于古代文物的研究，开创了铅同位素示踪方法在考古学和自然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随后欧洲和日本学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出土的文物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1986年10月，**史密斯博物院的E．V．Sayre等人研究了数百件由**沙可乐美术馆（Arthur M.sarkler）收藏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其中包括商代106件，西周127件和东周94件共327件。在E．V．Sayre等人文章中所分析的商周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及分布图中，这种比值很低的异常铅矿质在商代的青铜器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共几十件），在西周的青铜器中就大大减少了（四件），东周时期仅出现一件。东周以后在青铜器中完全消失。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山崎一雄等人也测试了推测是商代的两件戟，发现它们的铅同位素比值也非常低（207Pb/206Pb比值分别为0.7296和0.7227）。说明这两件戟的矿料产地和上述E．V．Sayre等人测试的商周时期异常铅青铜器的矿料产地相同。

20世纪80年代，中国金正耀将铅同位素方法引入到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研究，发现高放射成因铅同位素特征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掀起了铅同位素应用于考古研究的高潮。1984年，中国科技大学的金正耀同志在钱临照院士、李志超教授的指导下，在国内首次用铅同位素质谱技术对河南殷墟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示踪研究，发现在14件青铜器中（妇好墓12件，西区2件）有5件的铅同位素属比值非常低的异常铅，其207Pb/206Pb比值在0.771至0.783之间。金正耀的实验结论认为这几件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的矿料应来自于云南永善金沙厂的矿山，使争论了半个多世纪的商周中原青铜器矿料来源问题有了一个初步的结论。这个结果由于考古学意义十分突出，引起了国内外科技史界和考古学界的普遍关注。1993年，李晓岑发表文章，依据其在中国科技大学测试的云南昌宁县八甲山出土的战国早期铜鼓，其207Pb/206Pb比值为0.78545，指出云南的早期青铜器中也发现这种低比值的异常铅。近年来，金正耀等人又多次测到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中有低比值的异常铅，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又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如金正耀等人对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青铜器的研究，所测试的11件青铜器全部属低比值异常铅矿料，207Pb/206Pb比值为0.7142至0.7657之间；对个旧市卡房镇黑蚂井村黑蚂井墓葬群出土青铜器进行检测，确认其为高放射成因铅。金正耀还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物坑的商代青铜器进行大范围的实验研究，在测试的53件样品中，有多达50件的商代青铜器属低比值异常铅的矿料，其207Pb/206Pb比值为0.6861至0.7763之间，表现出更宽的异常铅比值的范围。《解密三星堆》介绍，三星堆遗址的挖掘者陈德安等做了三星堆的青铜器铅同位素的比值测定，发现大部分属于低比值铅。认为从目前三星堆已出土的青铜器8—10吨左右的用铜总量（不包括冶炼和浇铸过程中的损耗）不产于成都平原。因为广汉地处成都平原，掘地一米多即可见水，根本无矿可言。3000年前的地平面比现在至少还要低1米左右。以广汉为中心向外划100千米半径，境内也没铜矿。矿生存于山中，平原无矿。从广汉的地理环境看，这些青铜器的矿石原料肯定不是出自本地。陈德安把矿石的来源锁定在云南。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地质工作者发表的大量地质铅同位素比值数据，李晓岑等收集了全国250处矿山的534个原始数据，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与有关单位合作，在中国科技大学同位素实验室和天津地质研究院同位素实验室等单位测试了约150个原始数据，这些数据覆盖了全国各地的矿山，并较完整地显示出全国矿山的铅同位素地质分布场。通过对这近700个中国矿山的铅同位素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发现，铅同位素比值很低的异常铅在中国仅见于云南省，计有永善、昭阳区、巧家、新平、元谋，而且以永善、巧家的铅同位素比值最低( 207Pb／206Pb为0．745和0．747)。此类低比值异常铅在中国其他地方未见。

在国内外专家研究的同时，从历史文献中探寻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物矿料来源和从云南历史考古文献中探寻云南矿产输入中原的情况的研究工作也在进行。

首先是从历史文献中探寻商周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物矿料来源的问题：

文献和考古材料中显示，远在商代，甲骨卜辞就记载了武丁时期中原商统治者与西南的关系。卜辞中多次出现“蜀”字，说武丁曾征伐过蜀国，郭沫若在其著作《卜辞通篡》、《郭沫若全集·考古篇》，陈梦家在其著作《商代地理小记》、《禹贡》，童恩正著《古代的巴蜀》中皆以为即巴蜀之蜀。说明商朝的活动范围已远及川西南，接近今滇东北一带了。所以，据郭沫若等人所著《中国史稿》认为，商朝统治者“其影响可能及于今四川省的某些地方”。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商代青铜器表明商王朝对西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直到商末，蜀人还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据卜辞中记载，殷墟妇好墓的墓主妇好曾多次奉商统治者的命令对巴方进行征伐。陈福林《试论殷代的众、众人与羌的社会地位》中载卜辞：“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伐巴方，受有又。”“□□卜，□，贞伐巴方，受有又。贞王勿隹妇好从沚伐巴方，弗其受有又”。“辛未卜，争，贞妇好其从沚伐巴方……。”当然，此巴人不一定居住在今天的巴，但却是一个与西南有密切关系的民族。卜辞中的“邛”方，唐兰认为“当即邛、笮之邛”，卜辞中还有“王勿令氏众伐邛方”的记录。在妇好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全为软玉，有的就是从南方输入的，卜辞里有“取玉”、“正（征）玉”的记载，表明是劳师远征掠夺来的。妇好墓中出土的贝也是来自南方地区。

《诗经·商颂·殷武》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说明西南少数民族氐羌已向商统治者朝贡纳赋了，《竹书纪年》又记成汤与武丁时两次“氐羌来客”，也表明了商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密切关系。

西南川滇地区的一个古老少数民族──僰，其名已见于商代甲骨卜辞和周代的金文。如卜辞中记载“尞白人”，即《华阳国志》中的“僚僰”，金文“尹卣”有僰人。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说：“甲骨文有‘僰’方，又有‘僰’字，叶玉森谓是一字。又《路史·国名记》谓僰侯国为商世侯伯，卜辞之‘僰’方即僰国。”《史记·西南夷列传》下正义说：“今益州南戎州北，临大江，古僰国。”《说文解字》：“僰，犍为蛮夷。”《太平御览》卷791引《永昌郡传》：“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由此可见商朝的势力范围已远及今滇东北的昭通一带了。并且这一带的氐羌民族很可能已向商王朝纳贡赋。

对商统治者来说，无论是祭礼用的青铜礼器还是装备军队用的青铜武器，都需要巨量的金属原料，因此对远夷发动的掠夺对象包括金属矿产在内。《甲骨续存》所载甲骨卜辞中发现有卜问“有羌俘送来吗？明天有矿石送来吗？”的内容，《殷墟卜辞研究》所载卜辞中还有询问在巴蜀开矿之事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仅有的两条关于采矿的记录都和西南及西南民族有关，显然商王朝获取的金属矿产应来自西南民族地区。

唐兰在《殷墟文字记》中推测卜辞中“丁”为铜饼，“王其铸黄吕，奠血，直今日乙未利？”中“黄吕”为铜块料。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明确指出甲骨卜辞所见冶铸记录是以铜料铸器，没有冶炼矿料的。以上甲骨文的记载可以从考古材料中找到依据，例如：《中国古代冶金》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古代冶金》中说，考古学者在郑州、安阳等殷代遗址发掘出的冶炼遗址都是铸铜作坊，而不是从矿石炼铜的炼铜作坊。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中载：“河南安阳殷墟苗圃北地的铸铜遗址，在一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只出坩锅、陶范和陶模等，却不见铜矿石，表明这个遗址所用的原料当是甲骨文称之为‘黄吕’的铜块料，即将在别处用铜矿石炼好的铜料块运来，在这里专门熔铸后造器。” 李晓岑《从铅同位素比值试析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滇东北的矿产是在当地把矿石冶炼后再运到中原的，这也是远途运输所需要的。”

　　西周时期，中原的金属矿料，仍然来自南方地区，《诗经·鲁颂》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即淮夷贡献的除海龟和象牙外，还有大批南方出产的金属。但淮夷可能自己不出产金属，而从它处得来，孔颖达的疏就表明了这一观点：“《禹贡》徐州淮夷蠙珠洎鱼，则淮夷居在徐州，货唯珠鱼而已。其土不出龟象，其国不属荆扬，而得有鱼象南金献于鲁者，《禹贡》所陈谓常贡天子，土地所出。此则僖公伐而克之，蹔以赂鲁。其国先得此宝，以其国宝为献，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这是有见地的。据历史记载，周朝时期各方国常常通过战争掠夺来获取金属物质，西周的《过伯簋》铭文中就有“孚”（俘）戎器、“孚（俘）金”，“孚（俘）吉金”的记载。

　　《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厥贡、铁、银、镂、鏐、磬”，古梁州包括全部四川省在内，它的南部边界，到达今云南滇池地区，这段记载表明，周代西南民族地区的金属矿产一直作为贡品输入中原地区。

　　《禹贡》又说：“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九江纳锡大龟。”孔颖达疏：“荆扬之州于诸州最处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谓荆扬也。”说明古人也认为当时中原地区的金属原料来自云南。

　　又金文《吴王光鉴》说铸器用“玄銧白銧”，据童恩正《中国古代青铜器中锡原料的来源》考证：以上“玄銧白銧”“决不是矿石，而是金属料块”。在春秋时代铜器的铭文上，还有“金道锡行”这样的话，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解释为“以金锡入贡或交易之路”，这实际上是指从南方输入铜、锡的道路。所以，郭沫若认为：“当时青铜器的原料，很多来自南方”，直到西周时期，其统治的区域，也远达西南濮人地区。冶金史专家华觉明教授《世界冶金发展史》指出：“鏐”这个字出自古梁州，有可能是锡的古称”。童恩正《中国古代青铜器中锡原料的来源》也说：“商周时代主要的锡料取自南方，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李晓岑《从铅同位素比值试析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认为：“商周王朝同西南民族（包括滇东北的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商周王朝通过掠夺或朝贡等形式，获取了西南民族的金属矿产，这些矿产是在当地冶炼为料块后再运到中原的。”

　　商代，中原地区已有马车、牛车、船等交通工具，把矿料从云南运到中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