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普笃慕原住地堂狼山（洛尼山）考释

堂狼山（洛尼山）考释

孙世美  陈正彪  马应富

堂狼山又叫洛尼山、罗宜白、洛尼本、洛祖业、罗尼山、螳螂白子、妥鲁山等。近年来，由于堂狼山（洛尼山）是彝族人文始祖阿普笃慕避洪水之山，关系滇、川、黔、桂、渝大部份彝族认同的洪水后的共祖阿普笃慕（仲牟由）的原住地、彝族六祖分支等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通过数年的调查考证，认为堂狼山（洛尼山）在昭通市巧家县，即巧家县境内以今药山为主峰，向东南绵延80余里的山脉，是彝族人文始祖阿普笃慕的原住地。

清道光《大定府志》等滇、川、黔、桂、渝彝文古籍的神话故事里或口头传说均认为，彝族始祖阿普笃慕（仲牟由）曾经躲避过一场几乎灭顶的洪灾，是在这场洪灾中劫后余生的阿普笃慕繁衍了彝族。阿普笃慕，彝族又称其为居木、独姆、仲牟由、祝明等，是彝族武、乍、糯、恒、布、默六祖之父，是滇、川、黔、桂、渝大部份彝族人民普遍认同的彝族始祖，是研究彝族历史的坐标，在彝族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长寿《彝族古代史》说：“仲牟由(觉穆乌乌)是彝族传说中洪水时期的人物。四川凉山、贵州西北部、云南各部以及广西西北部的彝族，都有洪水故事的传说，而且没有一个地区的彝族不以仲由牟作为他们的共同始祖的。假使仲牟由的原住地弄清楚了，我们便可以打开彝族起源之谜的门。”由此可见阿普笃慕的原住地彝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于阿普笃慕的原住地，汉、彝典籍记述甚多。清道光《大定府志》载：“安氏之先，盖出昆明，为卤氏，语转为罗氏。有曰祝明者，居堂琅山中，以伐山通道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主木。娶妻曰堵，生克及济；济居闽，生火。按：《夷书》及《安氏谱》，每世皆以父名冠其卜。……慕齐，慕是其父名，齐乃己名也。慕、明音近，即祝明也。”《贵州通志》也载：“水西土司安氏之先盖出昆明。有祝明者，居堂狼山中，以伐山通道为业。久之，木拔道通，渐成聚落，号其地为罗邑，又号其山为罗邑山。夷人谓邑为业，谓山为白，故称为罗业白。”从中可以看出，笃慕（又称罗业白主木、祝明等）因避洪水来到堂狼山中，“伐山通道为业”，形成聚落，称其地为“罗邑”，说明“罗邑”在堂狼山中，彝族又称“罗邑”所在的山为“罗邑山”，也即称“罗邑”所在的堂狼山为“罗邑山”，说明堂狼山和罗邑山指的是同一座山，是彝族人文始祖阿普笃慕的原住地和故里。

对于堂狼山和洛尼山是同一座山，很多专家学者都作过论述。陈本明、傅永祥先生在《彝族史探》中明确指出：“洛尼山（洛宜山、罗业白、洛宜白）即汉代的堂狼山。”“足见堂狼山，也即是洛宜山（洛尼山、洛尼白、罗业白）在昭通地区巧家县境内。”范文钟先生在《昭通历史文化论述》中说，彝族六祖分支的事件“就发生在堂狼山（今巧家县境域仍存此称谓）”。

堂狼山（洛尼山），在《西南彝志》《勒俄特依》《彝族源流》《华阳国志》《水经注》等各种典籍中也称堂琅山、堂螂山、妥鲁山、罗尼山、罗尼白、罗宜白、螳螂白子、洛尼本、洛祖业、土尔山、土鲁山等。“堂狼”，彝语音为“to lu”（妥鲁），堂狼江又名涂水，涂水即妥鲁水，涂即“妥鲁”的连读，在昭通一带曾出土彝文铜质印章各一枚，将其直译为汉语即“堂狼（妥鲁）山里手辖印”和“堂狼（妥鲁）山里木手印是”。“堂狼山里手辖印”汉语的意思即“统管堂琅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相当于军事上的虎符。堂狼彝语直译为“山沟或山坳里有很多松树”，也即“有很多松树的山沟或山坳”。

在彝族的口头传说中，讲到堂狼山（洛尼山）时，更多讲的是洛尼山。因为是口头传说，加之历史久远，彝族不断迁徙远离洛尼山后，也就不清楚洛尼山的地理位置了。在彝族口头传说中虽仍述说着堂狼山这一名称，如贵州彝文《指路经》说：“祖母住靡莫，父往堂琅(堂琅县因堂狼山得名，设在堂狼山中。)地，孙往夜郎国，撑天地建国家，多同管理诸小国。”四川凉山彝族《指路经》载：“去兮去兮，欲行路边站。堂狼山之旁，除秽摇神扇，倘若不摇扇，难把秽来除；人逝名犹在，倘若名不在，难把路来指……”由于四川彝族不清楚堂狼山的具体位置，在该文尾注释中说：“堂狼山：虚化的地名，传说为古代彝族先民活动的中心。”但堂狼山的地理位置在汉族历代典籍均有记述，而以《水经注》的记述尤详。

《水经注》载：“（若水）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有泸津，东去县八十里，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文中注释记载：“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县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西北行，上高山，羊肠绳曲八十余里……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泸津水……两岸皆高山数百丈，泸峰最杰秀，孤高三千余丈……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

从该记述可知，朱提郡郡治（故朱提县城，今昭通土城）西南二百里有一座“绾”（据《古汉语字典》为“控扼”之意）堂琅县向西北西北方向去的高山，这座山羊肠绳曲八十余里“高山嵯峨”，“三蜀之人及南中诸郡以为至险”。另据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记载：“堂螂县，因山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盖其地多堂螂，故以为名。”由此可知“绾”堂琅县西北行八十余里的高山就是堂琅县因之而得名的堂狼山。以滇东北山川地理观之，古朱提县西南二百里控扼堂琅县向西北绵延而去八十余里的堂狼山是今巧家县自境内包谷垴乡向西北行经老店镇、马树镇抵药山镇，以大药山为主峰绵延80余里的山脉。

《水经注》中又说金沙江（若水）流到朱提县西今巧家县一带为泸江水。《益州記》载：“泸水，源出曲罗，又下合诸水，而总其目，故有泸江之名。”泸江水上有一个渡口叫“泸津”，泸津“水广六七百步，深十数丈，多瘴气，鲜有行者”，按巧家一带地理形势，，“泸津”即今巧家县老渡口。所以“泸江水”又称“泸津水”，《水经注》载：“……泸津水……两岸皆高山数百丈，泸峰最杰秀，孤高三千余丈……两峰有杀气，暑月旧不行，故武侯以夏渡为艰。”泸江水岸”孤高三千余丈”“最杰秀”的“泸峰”应是古堂狼山的主峰即今巧家药山。而泸津东八十里约在今天巧家老店一带县即被堂狼山控扼的堂琅县。

由以上考证可知，堂狼山（洛尼山）是今巧家县境内以今药山为主峰向东南纵贯今巧家境内药山镇、马树镇、老店镇至包谷垴乡，绵延80余里的山脉。

对于堂狼山地理位置，历代典籍记述自古不绝。

郦道元《水经注·若水》载：“（朱提）县有大渊池水，名千顷池。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去。《续汉志》也载：“（朱提）县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得去。”对堂狼山的地理位置、特点作了说明。所谓“朱提县”西南“二里”有“堂狼山”，时朱提郡朱提县辖境即约今昭阳区、鲁甸县境，此应谓在当时距朱提县西南边界（今牛栏江边）二里的堂狼山。

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记载：“堂螂县，因山得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有堂螂附子。”刘琳注：“‘堂螂县’的‘螂’又写作狼、螂、琅（汉洗作狼），盖其地多堂螂，故以为名。”

乾隆《东川府志·山川志》曰：‘堂狼山在巧家米粮坝，晋宁州刺史王逊遣将军姚岳败李骧兵处，北距牛栏江边昭通府界百余里。’按：不说米粮坝之方位，惟距牛栏江边百余里，则在今会泽县迤车（以扯）汛以西至巧家城适中之处。未能确说地名，亦未能确定为古之堂狼山即在此否？”“今会泽县迤车（以扯）汛以西至巧家城适中之处”即在今巧家老店一带。

《清史稿》卷七十四：“东川府，……巧家，要。（东川）府北二百四十里。雍正四年置会泽县，治此。六年移县附郭。嘉庆十九年析会泽县地置。东：堂琅山，水经注所谓‘羊肠绳屈，八十馀里’，即此。……”

《民国巧家县志稿·舆地·山脉》载：“堂狼山，属五区二甲（民国时期巧家五区二甲天生桥即今包谷垴、老店一带）天生桥。”《云南省历史地名考索》认定古堂琅县治所在今巧家老店子。《巧家县地名志》在“老店子”条简注为“汉堂狼县地”。

《新纂云南通志》载：“堂琅山在巧家东米粮坝……延袤百余里。”今巧家县城金沙江沿岸一带，自古即俗称米粮坝。而“延袤百余里”，且相对于金沙江沿岸县城一带的米粮坝的“巧家东米粮坝”，应在今巧家老店镇一带今巧家老店镇倮格村尚有“米粮坝”地名，传说为古堂琅县时堆放米粮的地方，应在今巧家老店镇境内。

《云南史料丛刊》：“堂琅山在县（会泽）北一百五十里。《府志》：山多毒草，行人十里外闻药气，盛夏飞鸟过之不能去”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载：“堂狼县在今会泽、巧家之地，堂狼山出铜，明、清时期开采者，地区甚广，主要分布于汤丹、落雪、因民、茂麓、九龙等地，在今会泽之西，巧家之南，沿金沙江东岸，其地多属巧家厅，原为会泽，分地设治也。不识汉、晋时期产铜者，亦在此地区者。

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对堂狼山的地理位置作了认定，“堂狼山在巧家县东部”。

谭其骧先生主编、方国瑜、朱荣惠、尤中考证，由尤中先生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历代堂琅县治所明确标示在今巧家县老店镇。

《新纂云南通志》地图明确地将堂狼山的位置标为横贯巧家境内始于牛栏江边老店镇迄于炉房乡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

巧家堂琅文化研究课题组研究认定：堂狼山为横贯巧家境内始于牛栏江边老店镇迄于炉房乡的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

近年在昭通一带出土了古彝文铜质印章各一枚，直译为汉语分别为“堂狼（螳螂）山里手辖印”和“堂狼（螳螂）山里木手印是”。这两枚印章反应出三个重大的信息，一个是堂狼山应为彝语地名；二是堂狼山是秦汉置吏设县之前的先秦时期即存在一个以“堂狼（螳螂）山里手辖印”和“堂狼（螳螂）山里木手印是”为权力象征的强大的“堂狼山部族”；三是堂狼山远在先秦时期堂狼山即开采铜并铸成象征权力的“堂狼（螳螂）山里手辖印”和“堂狼（螳螂）山里木手印是”的铜质印章。从而说明远在先秦时期，堂狼山中的“堂狼山部族”先民们就开采了堂狼山铜矿。

对于堂狼山中的“堂狼山部族”，方国瑜、尤中二位先生从提出了研究古代行政区划的地域和每一地名的位置要将设郡县以前的居民、部族、郡县三者结合来研究，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他们的存在。

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说：“西南地区在汉初设郡县以前之地名，因无当时纪录可考，不能确说。惟地名多传写已有之名号，且设县多以原有部族为基础，则设郡县以前之部族及名号大略可知，不能详其事迹而已。兹从古代交通及《史记•西南夷传》所载，考校部族之较大者，不能认为汉初以前只有这几个地名。” 他认为“自汉武帝时，在西南夷地区开设郡县，沿至南朝萧梁时期，王朝统治，任命流官并存，其政治设施属于边郡。其郡县名号多依袭，而设郡区划则有改变……在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各部族区域与政区有很大关系……为在郡县区划是在部族区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以部族为郡县区域，以部族分合为郡县分合：这是所谓‘羁縻统治’‘即其部族为郡县’的特点。部族区域和郡县区划是紧密联系的，在那时期的部族区域没有记载，又可从郡县区划得其大概。由于居民分布形成部族区域，又由于部族区域形成郡县区划，要把居民、部族、郡县三者结合来了解行政区划的地域和每一地名的位置，掌握这些问题的具体内容来考证地名，是可以相互证明的。”“又在越嶲和犍为南部封土长的事绩，不见于记录，但部族首领的邛君和西僰长，当授王、侯封号，进行羁縻统治，因为邛都和西僰的社会基础也与夜郎和滇一样处在地主经济以前的阶段”。方国瑜先生认为郡县区划是在部族区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确提出了考证古代地名要将设郡县以前的居民、部族、郡县三者结合来了解行政区划的地域和每一地名的位置。

根据方国瑜先生的这一理论，尤中先生通过古代根据郡县以前的居民、部族、郡县三者结合起来研究，认为先秦时期，古蜀国即在堂狼山中设置堂琅城。他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沿革史》考证认为：“和巴国一样，蜀国境内也存在许多城镇，蜀国的统治者们在这些城镇中设立统治机构，利用这些机构来对周围的广大农村进行统治。蜀国统治时期先后出现的城镇如下：……（28）堂琅。西汉于蜀国时期的堂琅城设堂琅县。《水经•若水注》说：‘朱提郡，郡治县（朱提县）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堂琅城辖境盖即今会泽、巧家、东川一带。以上蜀国统治时期先后建立的城镇总共28个。……城镇的出现，是农业与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蜀族中统治阶级的统治权力上升的反映。设置在城镇中的统治机构，是蜀族中的统治阶级用来统治各族人民的机器。……南部的南广、汉阳、僰道、朱提、堂琅城，则用来统治当地的僰、僚等族的人口。”

方国瑜、尤中先生关于堂琅县的建置来源的研究是科学合理的。现出土的“堂狼山里手辖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两枚古彝文印章充分证明了远在设置郡县之前，堂狼山里就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堂狼山部族”。《史记•西南夷列传》说：“秦时常额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所谓“诸此国”即同书所说的夜郎、滇、邓都、锡唐、昆明等地。这当然也应包括堂狼山部族。置吏为何，郡县之吏也。汉兴，“因袭秦旧制”设堂琅县，再说明了秦时设置的堂琅县和古彝文印章“堂狼山里手辖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的主人——堂狼山部族之间的源流关系。堂狼山部族建立了堂琅城，古彝文印章“堂狼山里手辖印”（汉意“统管堂狼印”）、“堂狼山里木手印是”是堂狼山部族首领权力的像征和信物。王永泉《昭通是彝族族源地略探》载：“昭通出土文物……其中两枚是彝文印章……另一枚翻译为《统辖堂琅印》……《统辖堂琅印》这枚印章就是彝族管辖这片区域的信物。”

阿普笃慕在堂狼山中娶了三位妻子（相传是三位仙女），共生了六个儿子，即：武、乍、糯、恒、布、默，史称“六祖”。《西南彝志》载：“武、乍二长子，居楚吐以南；糯、恒二次子，往洛博而北；布、默二幼子，实液中部漫。”据彝文史籍记载，老大慕阿切（武部）、老二慕阿枯（乍部）向滇中地区发展；老三慕阿热（糯部）、老四慕阿额（恒部）向四川雷波以北方向发展；老五慕阿克（布部）、老六慕阿齐（默部）向金沙江两岸发展。由于各派学者参考的典籍不同等原因，六个儿子的名字也有不同的说法，但武、乍、糯、恒、布、默六部的说法基本相同，即：武、乍居云南，糯、恒迁四川，布、默徒贵州，从而形成今天分布于滇、川、黔、桂、渝等地的彝族。从而堂狼山（洛尼山）作为笃慕原住地，因其在彝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成为彝族人民心中永恒的圣山，堂狼山（洛尼山）所在的巧家县则成为彝族人文始祖阿普笃慕的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