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权利与国家利益：中美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互动及其比较研究

　　二、中美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的互动　　
　　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被认为是具有深刻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20]对此的关注即为对教育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教育问题的种种现象的认识价值是无法被置疑的。”[21]面对“世界上90%以上的国家是‘多民族国家’”[22]的现实，民族教育就成为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这里，我们就中、美少数民族教育与各自国家政权的互动分别作一简略的考察。
　　
　　（一）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的互动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是存衍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绵延不绝的文化现象。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自然也渗透着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的互动。
　　
　　国内有学者指出，可以“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古时期”和“近现代时期”为基本的历史进路来考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的过程。[23]作为中华文化的发生与奠基时期，上古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教育的起源与一体教育的萌芽期，处在这个过程中的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开始了关于多元并存与同化融合的讨论从而促成了秦汉时代的全盛。秦的统一是借助于“书同文”、“行同伦”和“车同轨”的政策实现的，汉承秦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推行自然少不了国家政权的介入。
　　
　　中古时期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教育与国家一体教育的交替发展时期。魏晋时期，确立于汉的大一统政治不复存在，政权割据与各族混战的现实，使正统之争和“华夷之辨”突出，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在分裂时期的思想特点。东汉以后，大一统现实虽不存在，但理念上的统一让符合汉文化的规范成为“华夏”，反之则是“夷狄”，二者之间的进退可能使大一统思想很容易为陆续内迁的少数民族所接受，并以之来作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单从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政策来看，主要在“胡汉分治”的政权之下推行“促进汉化”的文教政策，如北魏孝文帝倡汉语、使汉字、尊儒学、兴学校即为促进汉化的主要措施。隋朝统治者长期在鲜卑族中间生活的经历，让他们在思想文化上都很容易理解、接受少数民族。因此，隋朝所倚重的也基本上是这类与鲜卑有密切关系的汉人和汉化的鲜卑人，所以在隋的政治思想上很自然地包含了“华夷同重”的观念。可见，隋朝政权当中仍然存在着民族文化教育共存的政策。唐承隋制，“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民族怀柔原则和以羁縻为主旨的民族政策，终于造就了唐前期“四夷宾服”的空前统一的局面，其后继者们基本上是沿着唐太宗的民族思想和政策而有所发展和补充，如唐代政府允许色目人参加科举并规定了最低限度名额，此后穆斯林举而仕于朝廷者不绝于史书，再如唐政权也对回族先民以穆斯林宗教生活和风俗为主要内容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24]如此等等终于共同创造了大唐盛世的无限辉煌。[25]
　　
　　近古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教育与国家一体教育的融凝时期。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政权并存，并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统中国而著称。期间，明代民族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推行王化，以变夷风，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儒学教育与移民杂居，巩固王朝统治；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了文教为先、怀柔渐化的民族教育政策客观上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26]近古时期也是“少数民族主动向汉文化学习，融入中华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时期。”[27]结合西北回族社会，可以认为这种学习融入了民族教育和国家政权的互动。
　　
　　作为一个完整的特殊的社会，回族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存在，而是一个有机的社会整体。[28]这种特殊性与回族社会长期以来与国家政权的互动有关。有研究指出，回族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经堂教育是回族社会发育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而回族的传统教育及其价值导向也以各个历史时期回族社会与国家政权关系为基础。[29]这期间渗透着“转相化导”、从宽容利用到残酷镇压等不同的明显倾向，明清时期伊斯兰文教政策的实施也对西北回族教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总体来看，近现代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与一体教育的自觉发展时期。民国时期的民族教育有所发展，这和民国政府推行“蒙藏教育”和“边疆教育”并设立“蒙藏教育司”和“边疆教育司”有关。二十世纪30年代，晏阳初指出，实现“民族再造”使命的最有效力的方法当数“试验地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30]至1940年，边疆教育已经被纳入到国家教育事业的整体当中，这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教育尤其是民族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民族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高度一致，国家与民族社会才真正步入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真正将谋求民族社会的发展和推动中华民族的振兴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近20年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的原则不断调整民族教育发展规划，使民族教育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二）美国少数民族教育与国家政权的互动
　　
　　在国外，民族教育是与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教育联系在一起的。自古以来，“多元文化论”或“多元文化”现象就在欧洲多民族国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它作为一个术语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则在五、六十年代以后才受到世人的关注。在西文中，多元文化这一术语往往与多元民族、多民族、多元种族、移民，甚至种族主义、反种族主义等术语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认为，美国少数民族教育是和民族权利尤其是美国少数民族教育权利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虽说“国家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创立是现代国家发展中的里程碑”，[31]正规的学校教育是不可少的，但“学校不是了解公民知识的惟一地方，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地方”。[32]当正规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教育目标的不一致时，最终会让西方国家对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在学校教育里采取不同的标准。这种倾向有其必然性，因为如果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去理解教育，则会有助于有计划地把各种教育活动以外的许多其他事项全方位地包括进去，[33]这样就会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学习区域性、地方性知识提供合理性的支持。教育活动不能简单地划定自己的范围，“它必须对不断产生的、根本无法预见的新发现持开放的态度”，[34]只有这样，才能对人的整体形象作出新的阐述。“当学校教育中主导文化下的亚文化或其他文化被忽视的情况下，文化的冲突往往在儿童幼小的心灵里产生”。[35]于是，学校教育中的跨文化教育得以产生。
　　
　　“二战”以前的美国民族教育主要是同化主义教育，所以，“美国人喜欢说‘其实说到底这世上每一个人都一样’，还提倡‘做你自己’，这些都暴露了渗透于美国人的文化自我意识中的美国特有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思想混合”。[36]起初的美国人民大多是英国人，其他民族背景的白人移民或者操英语，或者主要来自于北欧和西欧国家，他们的文化与英国相差不大，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白人自然会排斥非白种的少数民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很自然，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文化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学校教育体现的也是以英国和北欧为代表的、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以此为标准的同化教育试图强制性地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习俗、宗教传统纳入美国化运动中，“这场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席卷全国”，使他们沉浸在爱国主义的狂热中。[37]但“二战”以后，“少数群体权利越来越被准确地看成是‘权利’，违反它们可能构成对基本尊严的侵犯”，[38]所以，美国国内少数民族围绕着民族教育权利与国家政权展开持续的互动，他们争取民族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斗争不断高涨，深受同化教育之苦的美国黑人成为了这场斗争的主角，因为虽然他们“都向往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财富，”“都渴望提高社会地位”[39]，但是却始终没有获得像白人那样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他们对于接受平等的教育机会的追求自然也就引起了其他少数民族的共鸣和积极参与，于是，多元主义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广泛影响下，“由具有单一文化的单一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浪漫神话已经一去不复返地消失了”，[40]也正因如此，多元文化教育便成为世界各国民族教育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
　　
　　“多元主义”是在和同化主义的争斗中逐渐发展起来的。19世纪的民族同化政策借助于“民族熔炉”得到了总结，随着公民权的扩展，美国虽然变成一个大有希望的多民族的多元主义国家的典范，但仍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国家。[41]美国社会现实说明“民族熔炉”政策并不完全成功，[42]因为许多学者提出的融合不同人口的“美国熔炉”从未发生过，而且美国社会一直保持着族群的异质性。[43]在同化论者看来，少数民族是从属的群体，应该尽快地放弃自身内部的认同感，他们对于消除种族界限抱有浓厚的兴趣，致力于构建全体人类同胞情的概念和争取个人间的平等，要求打破个人和传统之间的联系，个人被视为是独立于祖先之外的个体的社会性存在，通过与其民族背景的分离而在社会中得到承认。
　　
　　但根据自由主义中立观，国家政权必须尊重他人的正当权利，[44]国家政权不应该压制人们表达自由和特有的文化及其价值的选择，换言之，国家对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应该遵守“宽厚忽略”（benign neglect）原则，就像国家即便是出于效率或社会和谐的中立理由也根本不应该促进任何宗教一样。[45]多元主义理论不仅认为少数民族具有权利而且也把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参与社会的必要表达，多元主义者赞颂人类群体间的差异，反对现存的少数民族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待遇等方面存在的不平等，认为少数民族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他们“除了要求文化承认与认同外，也争取社会地位与待遇平等”，[46]要求通过一定的组织形成特殊的社会秩序。多元主义者对于保持种族界限充满兴趣，关注特定的小社区成员间的地方同胞情概念，他们将社会少部分人的目标和梦想合法化并以之作为支持少数民族的权利的理论，反对多数民族的统治并鼓励少数民族对他们的不服从，多元主义者是在争取民族间的平等，认为保持小群体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更看重与传统社会的联系，因此，非常强调历史及其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