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毕节彝族历史研究概论

摘 要：毕节是全国彝族聚居区之一，彝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新中国成立以来，毕节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做了主人，为推动毕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彝族文化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弘扬，在中华文化大家庭中彰显了独特的个性，对该时期毕节彝族历史文化进行简单的梳理，对于打造地方民族旅游文化品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毕节彝族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跨越：一是社会制度发生了变革，广大彝族同胞翻身作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二是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呈现出经济加快发展、社会政治稳定、民族和睦团结、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可喜局面。彝族人民在历史文化厚重的毕节大地上传承和发展着灿烂多彩的彝族历史文化。

一、新中国彝族人民翻身做主人
彝族人民在解放毕节的征程中积极主动作出了贡献。威宁游击团、盘县游击队等彝族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革命武装斗争，广大彝族青年踊跃参军，为解放大西南尤其是毕节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涌现出了陆宗堂、安启崇、禹志超、吴德章等先进革命分子。在全国大解放的历史洪流中，1950年毕节正式成立后，地区驻毕节市，辖毕节、大方、金沙、黔西、织金、纳雍、水城（1970年将水城县并改为水城特区，划归六盘水地区领导）、威宁（1958年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区改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赫章、百里杜鹃管理委员会（2007年组建）等9县、市、区。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彝族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党和国家废除了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确立了各民族平等、团结[1]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彝族同胞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经济迅速发展，生活不断改善。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 在六十余年的大规模建设中，毕节彝族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工业建设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建设蓬勃发展，彝族人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推动者之一，为毕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建国初期的彝族社会历史调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为了进一步摸清彝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彝族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了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央派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四工作队，对云、贵、川、桂四省区的彝语文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1955年毕节成立了彝文翻译组，翻译注释了《西南彝志》等一批彝族文化典籍，受到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时，彝族文化的研究者主要投入语言调查、民族调查，为民族识别与新彝文的创制寻找依据；从事社会历史研究，则多倾心于对阶级关系和政治、经济方面的考察分析。这个时期还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为彝族传统文化研究和彝文典籍整理工作的再度振兴积蓄了力量。如中央民族学院50年代培养的彝语文专业学生充实到了有关教学科研单位，第四语文工作队的调查与实践也锻炼了一批彝汉学者，为80年代彝学的崛起作了许多必要的准备工作，著名彝文典籍翻译家罗国义先生在这个时期从事《西南彝志》等一批彝文典籍的翻译注释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古籍整理与翻译注释经验，编纂出一部收字七千多字的彝文字典。

三、破四旧及文化大革命对彝族文献文化的破坏
彝族地区获得解放后，许多偏僻落后、长期封闭的地区，与外界有了更多的接触，外界也有更多机会和条件深入彝区了解彝族社会历史与传统文化。彝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彝族传统文化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的发展中彰显出浓郁的地域风格和民族特色，使彝族文化得以振兴。然而，在左倾思想以及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民族文化落后论的影响下，彝族文化和彝文典籍不但没有得到重视，而且横遭指责，彝文被诬为“奴隶主文字”，彝文典籍被斥之为“宗教迷信书籍”，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禁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毕节破四旧运动在彝族农村如火如荼地开展，反对“封建迷信”，禁止彝族毕摩从事宗教活动，没收并烧毁彝文经书，强迫他们进学习班接受改造，并且进一步打击家支势力，禁止继续沿用习惯法处理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改革被认为是落后的风俗习惯。文革期间，大批彝族干部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特别是彝族上层爱国人士和一些被扣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帽子的人，被批斗、监督劳动、判刑，甚至迫害致死，彝文被视为巫师文字，彝文古籍被斥为“封资修”的东西，许多散存于民间的和毕节彝文翻译组的彝文古籍原本就被没收、烧毁、散失，翻译人员被打成“牛鬼蛇神”，彝族固有的传统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基本覆灭，其自身文化的内在活力被完全抑制，丧失了彝族发展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觉。

1966年8月，毕节彝文翻译组被撤销后，全体工作人员被下放到农村，彝文翻译组的原稿和译稿被没收烧毁，散落的也为数不少，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尽管如此，还是有敢闯禁区的勇士，更有审时度势、施展谋略的老将在为之奋斗！赫章县的王兴友老先生就千方百计把彝文古籍珍本《彝族源流》保存下来，他的贡献为彝学的崛起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从中已透露出彝族文化研究高潮即将到来的一线曙光，预示着一门独立而崭新的现代彝学即将诞生。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救书、救人、救学科，1977年恢复毕节彝文翻译组。文革结束，对广大彝族群众来说，最重要的是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解放了生产力，解决了若干年没有实现的温饱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落实了宗教政策，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不干涉家支内部事物，使彝族人民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