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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光电:民族教育的革新者

4909 0 2010-3-24 12:33 发布者: 晚归的人

二、历史进程的辗轧

解放前的甘洛,有“黑彝区”和“白彝区”,以一条河为界分开。但是这里说的“黑彝”和“白彝”,意义与凉山其他地方说的有所不同。这儿的所谓白彝,指的是在土司管理下的彝民。田坝就是白彝区,处在土司管理下已久,交通便利,受外界的影响大,居住的汉人也多,彝汉两族的生产、商贸互相混杂,汉人称呼这些彝人是“熟彝”。河那边,黑彝区的汉人极少,土司势力早就被驱逐了,任由各家黑彝首领各行其是。

但是那里彝人中还是有很多在社会等级意义上的“白彝”的。这就产生一个叫人糊涂的现象:一个居住在甘洛“黑彝”区(实际管辖意义上)的“白彝”人(社会等级意义上),在甘洛本地对人说“我是黑彝”,而在甘洛以外他要说“我是白彝”,表示他的家族属于社会等级体系里的白彝那一层。
岭光电的舅舅是黑彝区的黑彝,很有势力,勇武有名。其实他不是亲舅舅,而是一个远方亲戚,通过转房娶了光电的舅母后成为舅舅。他很照顾光电母子。光电的母亲虽个性强韧,作为土司家人要经常夸张地做些事,让人明白自己不可冒犯,具体办法包括惩治甚至杀死捣蛋的族人,但终究很难承担土司威权被军阀欺侮和家族争端反复辗轧而支离破碎的日子,跟一个雄赳赳、势大气粗的黑彝舅舅来往就尤其显得重要。
二伯娘的弟弟彭巫加扬言要报复光电母亲,母亲求助于舅舅,向他借十条枪。舅舅考虑到路上安全,派人在夜里先送来七条,母亲却大为光火,她觉得暗地送枪没让别人看到,没起威慑作用,而且数量也不够,遂将来人臭骂一顿。不料当夜彭巫加的人就闯进来,杀死了母亲。舅舅不久又杀死了二伯娘。彭巫加得知后说:“很行,我杀死他的姐,他来杀我的姐来抵。”那时的彝族人之间没有攀不上的亲戚,但是亲戚之间仇杀也很常见。
岭家几房绝嗣,都由岭光电来继承家产和百姓,这叫继承绝业。习俗上,每继承一房绝业就要娶一个妻。婚姻是彝人结盟的重要方法。岭光电少年时就订了若干门亲,其中一门是岩润(地名)土目的小女儿。后来他流亡在外,彭巫加娶了这个女子。1934年,彭巫加因暴虐残忍而被民众杀死,这女子被一个家族劫去,打算成婚。岭光电的舅舅必欲取得仇人之妻为快,派人带走了她,从而和对方结下梁子,导致1937年在病故儿子的葬仪期间被人刺死。岭光电曾经劝舅舅不要这么做,但是舅舅一意孤行,说:“巫加杀了我姐,我夺他妻子是大名声,现已弄到手,不能不成婚。”舅舅死后,岭光电为舅舅报仇,调集数百人攻打对方村寨,也是杀人放火抢掳。羊仁安还带了一个营部队来助威。这件事使岭光电在当地名头更响。当地传颂:“为姐报仇是阿助木卡(舅舅名),为舅报仇是兹莫慕理。”兹莫是部族首领,慕理是岭光电的彝名。20世纪80年代他在回忆录里写:“舅舅死去40多年了,连骨灰都没有了,而这些话现在还有人传扬。”
岭光电外出读书十年,舅舅一直认为汉人军头把他带走弄死了。家里仆人曾经到西昌和上学的岭光电合影,照片拿回去舅舅也不信,一会儿说是假的,一会儿说是替身,而舅舅自己绝对不去西昌面认,因为他看西昌就是一个汉人的大陷阱、大魔窟。彝人心目里,汉人全都狡诈阴险无比。那时候土司、黑彝、汉民、军阀之间关系极其纷乱,合纵连横,各谋其利,瞬息万变。刘济南在田坝搞“改土归流”废除土司,把各家彝人编成团,大约就是保甲制度的单位吧,任命“团正”,而习惯了服从土司的百姓不愿意服从原先和自己一样的新团正,大家争利互斗,搅的乌烟瘴气。国民政府的军政官员倒是有不少主张民族平等团结、彝族进步的,但是少有切实措施。实际发生的是汉人对彝人的蔑视欺侮,军头无休止的敲诈勒索,彝人对汉人的猜忌戒备,有机会就袭击汉人一把,双方矛盾越闹越深;而汉人介入、社会变革也促生新利益和分配格局,令彝人之间冲突更多。这状况不独发生在田坝,在整个凉山,从峨边、雷波到宁南、普格都发生着。这就是动乱,没有坚强公正的政权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发生这状况也不奇怪,可能是历史进程中剧烈变革期的必然吧。这样的动乱其实为解放后的治理准备了条件,因为人民从根本上说是不喜欢这么动荡危险的生活的。
虽然土司制度已经名存实亡,文化传统上还是留给了土司一些空间,管下的民众愿意听从岭光电的统领。原先地方军阀任意往来、欺凌彝人的局面,在他外出求学并且加入官府后有了明显改善,这也鼓舞了部分彝人青年外出寻找前途。岭光电在《忆往昔》里这么写:“我作为一个土司后裔,自幼经历末代土司日暮途穷、家破人亡之苦难,目睹彝人贫穷困苦、愚昧落后、受尽欺压。在外求学期间,亦因彝族地位低下而受尽歧视,处处显得低人一等。我时常被一种屈辱感折磨着,一种渴望自己民族站立起来的强烈感情时时冲撞着我的心灵。我朦胧地认识到,彝族落后的主要原因在于彝族内部经济文化的落后和社会制度的腐朽,于是在凉山彝族内部进行一番社会改革的念头便在心底萌发了。然而,回到凉山以后,现实很快使岭光电明白过来,在彝族内部思想极端落后、氏族部落壁垒森严,外部受汉族统治者横加压迫和干涉的凉山地区,要想进行统一改革,不是我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就以田坝而言,我虽得百姓拥戴恢复土司职位,有了一个‘独立王国’,然而这‘王国’本身力量也实在太小,又处在彝汉杂居区,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能够涉及,官僚士绅的威胁也不小,邻近地区的黑彝及土司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因而时常发生矛盾,互相拆台,我要坐稳这‘王位’也迥非易事。于是我从具体情况考虑,既利用国民党政府给我的各种官衔,在我所能够活动的范围内奔走呼号,尽量为彝族办点好事,又利用这个不伦不类的‘土司’头衔,在我能直接管辖的田坝彝区为彝人开办学校,购置医疗器械,进行力所能及的社会改革,以期为其它彝区作出榜样,启发和影响整个彝族,使之进步。”
岭光电开办学校,送彝人青年外出受训,为民众放电影,带领民众植树,提倡体育锻炼,鼓励采用医药而不只是靠跳神治病,严禁鸦片,禁止酗酒闹事,减轻传统上土司、头人为民众调解纠纷时收取的案费,减少婚嫁彩礼和祭祀杀牲,杰出事迹本文不能一一详述。他写作、编著了一些介绍彝族文化的文章和书籍,有《新彝族》、《倮倮经典选译》、《倮倮的怅恨歌》、《倮情述论》等,其中有的具有非凡的史料价值。
他周旋于国民党军政系统,尽力维护彝人利益,劝说阻止地方军阀对这家或者那家彝人的袭剿。1948年他当选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到这时,虽然他不是凉山的大土司,但可以说是最有出息的土司。田坝汉人对他的当选抱着矛盾的心理,有人觉得蛮子居然出头露脸了,以后彝人会趾高气扬;有人觉得本地出了立法委员,无论如何也是地方上的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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