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丹 黄洛锋 陈艳芳：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编纂出版述略

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编纂出版述略

陈子丹，黄洛锋，陈艳芳

       摘   要：云南彝族土司档案是重要的彝族史料和文献遗产，其编纂出版历史悠久。近年来，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的编纂出版进展较大，检视这类档案的编纂出版工作，有助于业界同人发现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编纂出版受思维惯性和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大多关注和重视几个彝族大土司的档案史料编纂出版；文献收录局限于当地土司衙署及土司后裔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视角单一；专题性编纂成果偏少。针对这些问题，相关单位应系统摸底调查和收集复制云南彝族土司档案史料，编制云南彝族土司档案文献总目，加强对云南彝族土司档案文献的文本挖掘和分析，建立馆藏土司档案题名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以推进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编纂出版，深入挖掘和弘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编纂出版；土司档案文献；云南彝族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在我国西南、中南、西北地区推行的有别于汉族地区的统治制度，即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府、州、县土官，“以夷制夷”“参用土人”“其官世袭”，在辖区内进行区域社会管理。土司制度起始于元，完备于明，延续于清，残存于民国，1956年被废除。云南在元时设建行省，基层设土官管理，明平滇后，以土流兼治，设土司332家，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滇平，沿袭明制，设土司210余家［1］。彝族土司拥有7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存在时间最长的少数民族土司。元明清三朝，云南彝族土司成为中央王朝管辖云南彝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参与地方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文书档案。这些文书档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蕴含着丰富的彝族传统文化知识及民俗习惯、风土人情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文章对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编纂出版的历史和不足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设想，旨在助力这一珍贵民族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和利用。
       一、云南彝族土司档案概述
       1．构成和价值
       云南彝族土司档案是云南彝族土司、土官和流官在辖区内进行社会管理和统治过程中形成的反映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及土司制度、改土归流等方面内容的原始文献资料，是重要的彝族史料和文献遗产，以彝汉文字或图像记录。云南彝族土司档案拥有多种形式，学界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将其分为不同的样态。从形成者上，云南彝族土司档案可分为彝族土司、土官形成的文书档案，以及中央王朝、流官等形成的有关彝族土司区的公务文书和私人文件；从文字上，云南彝族土司档案可分为彝文档案史料和汉文档案史料；从载体上，云南彝族土司档案可分为纸本、石刻、碑文、照片、影像、实物、遗迹等；从时间上，云南彝族土司档案可分为元朝、明朝、清朝、民国不同时期的土司档案；从文种上，云南彝族土司档案可分为呈文、奏折、碑刻、家谱、图籍、宗枝图、亲供册、印章、牌匾等；从内容上，云南彝族土司档案可分为政务文书、衙署文书、封授袭替文书、改土归流文书、经济事务文书、军事活动文书、司法诉讼文书、契约合同、信函书札、氏族谱牒等。
       云南彝族土司档案较为全面、系统、翔实地反映了云南彝族土司区的地方建置、历史沿革、社会发展、法律法规、职官制度、赋税财务、内务外事、边防界务、民族关系等方面的情况，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区域性、内容上的广泛性、资料上的真实可靠性、传世形态上的特殊性等特点，可以弥补史志记载的不足，纠正某些史料记载的失误，是研究云南彝族社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原始记录。
       2．收藏情况
       目前常见的云南彝族土司档案文献大多形成于明清时期，元朝的几乎没有，民国时期的也少。云南省图书馆收藏了云南省、府、州、厅、县志共318种，其中很多内容涉及彝族土司。云南省档案馆也保存了《光绪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就赴五猛地搜捕安抚及联络土司布置江防各事宜日程安排》等清代土司档案27件，民国土司档案40余件［2］。《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收录了档案文件近200件。《纳楼昨天的记忆》除了收集部分文献记载资料、家族史料，还收录了50多张土司遗址遗物照片、20多幅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印件以及碑文、印鉴等珍贵资料。

       云南部分州市县的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民宗局、政协、史志办、古籍办等机构也收藏了不少有关彝族土司的档案资料。近年来，一些有关彝族土司的新资料被发现，如2017年3月，云南省档案馆就征集到一份清代的《楚雄府镇南州土司亲供册》，其以图册的形式详细记录了镇南州土官州判陈氏历代土司的承袭经过。陈氏土司是彝族，按照朝廷封官为正六品，曾是楚雄府镇南州（今楚雄州南华县）内势力最大的彝族土司［3］。
       二、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编纂出版情况
       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编纂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其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明清时期、1985—2000年、21世纪以来。
       1．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编修的史志、史稿、实录、奏议、文集、笔记中都含有云南彝族土司的文书档案，如《明实录》、《明史稿》、《土官底簿》、《清实录》、《清史稿》、《蛮司合志》（《云南蛮司志》）、《土司纂例》、《滇事杂档》等。
       《土官底簿》记载了云南、四川、贵州、湖广、广东等省土司之官职、世系、承袭、削除等事，时间截至嘉靖十九年（1504年）。“是书所载者为土官，而土司不在内，则出自吏部验封司案牍之文，即编缀土官袭职存档，以备稽查者，故名为底簿也。”［4］《土官底簿·云南土官》记录明代云南土官147家，其中彝族42家，对研究明代云南土官建置、世系及改土归流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清代毛奇龄编撰的《蛮司合志》详细记载明代南方诸土司土官始末及其管辖下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产方式等，有康熙和光绪年间两种刻本传世。该书是作者在明史馆纂修《明史·土司传》期间，利用搜集的土司资料底稿辑录而成。《蛮司合志》卷八至卷十一的内容涉及云南土司，开篇设置总叙，后文叙述明代云南土司招抚及安置情况，中间插叙各地风俗，最后分地区辑录云南土司相关内容。此书的参考材料源于《土官底簿》《四夷馆考》等书，借鉴《明实录》的内容最多。
       清王菘纂修的《云南备征志》收录《蛮司合志》的云南4卷，题名曰《云南蛮司志》［5］。开篇总叙，记载云南诸土司招捕、安辑、授职、习俗的大概情况，以及四夷馆中百夷、八百、缅甸三馆统领诸土司的概况。后文分地区辑录相关内容，只有麓川、缅甸的记叙较完整。《云南备征志》对研究清代以前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特别是土司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6］。

       清代流官胡启荣、黄中位辑录的《滇事杂档》记事上始于道光二年（1822年），截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记载了云南临安府、普洱府和顺宁府有关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方面的史事，涉及车里、耿马、南甸、镇康、猛麻、猛喇、思陀、纳楼、猛丁、溪处、纳更、瓦渣等10余个土司。《滇事杂档》虽然记录的是碎片化的历史事件，但弥补了滇南地区土司研究中相关史料文献不足的缺憾［7］。
       2．1985—2000年
       新中国成立后，相关工作者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中，抢救了一批土司档案史料。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历史档案的开放以及史学界对民族史料文献需求的日益**，土司档案史料的编纂开始起步，汇编成果也相继出现，为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原始资料。
       《武定凤氏本末笺证》以檀萃编撰的《农部琐录·土司制》中的《武定凤氏本末》为线索，采用大量汉文文献、老彝文摩崖、碑刻、抄写本等方面的史料，以及现代民族调查材料等，对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至清朝乾隆末年的以罗婺部落为代表的云南古代彝族史作了深入且细致的阐述、论证和考释，广泛采摭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的材料，系统整理研究了从元代崛起到清代衰落的罗婺部酋长及其后裔——武定凤氏土司的家族兴衰史，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8］。

       《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对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文书档案进行了全面校注整理，刊录了原藏于云南武定那氏土司官衙的汉文档案原件195篇，时间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至同治八年（1869年），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司法、谱系、立嗣、鸦片问题、其他八个大类。收录的文档全部是第一手原始材料，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条理分明，标注贴切得当，对研究明清土司制度和武定彝族社会发展史、那氏土司兴衰以及民俗学都有较高的历史价值［8］。《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补充了乾隆以后的材料，为研究包括武定在内的乌蒙彝族封建领主土司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完整的资料。
       3．21世纪以来
       2009年4月，成臻铭在广西忻城“全国土司文化研讨会”上首次提出“土司学”及其理论构建，得到认同和支持。2015年7月，在德国波恩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湖南省永顺土司城遗址、湖北省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省播州海龙屯遗址联合申报的“中国土司遗产”项目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明万历年间泸定土司藏商合约档案”入选了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獻遗产名录》。随着“土司热”的蔓延，土司研究日渐兴盛，研究机构数量增多，相关论著不断涌现，有关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国家级科研项目获准立项，土司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开始启动，土司研究的专学化进程加快，土司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受到关注。这一阶段的土司档案编纂出版从文书档案、金石文物、家族谱牒扩大到口述历史、照片档案、声像文献等方面，编纂方式也从目录型、汇编型发展到专著型，一批利用档案史料编写创作的文艺、影视作品涌现［9］。

       云南省档案局（馆）在国家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的支持下，于2017年着手开展土司文化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充分梳理馆藏土司档案的基础上，对云南省境内的土司遗址、遗迹进行普查、记录、拍摄，对土司后人开展口述访谈，到民族、文化、方志、社科等部门查阅现存土司档案，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云南土司档案资源体系，为丛书的高质量编纂收集了大量素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9年，云南省档案局（馆）推出的云南土司系列图书《云南土司世系年表》《云南土司遗迹》《云南土司抗战研究》正式出版发行［10］。
       三、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编纂出版的不足
       近年来，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的编纂出版进展较大，但仍存在不足之处。
       一是受思维惯性和传统工作模式的局限，彝族土司档案的编纂出版目前还处于资料汇编的初级阶段，大多数成果仍以纸质型印刷品为主，以传统渠道和传统方式传播，形式单一，宣传力度不大，传播范围小。此外，彝族土司档案的编纂方法和技术少有突破和创新，专题数据库和网站平台建设薄弱，缺乏有分量、有特色的精品力作和标志性成果，缺少全面、系统的土司制度档案史料汇编。
       二是涉及的土司甚少，大多关注几个彝族大土司的档案史料编纂出版，如武定凤氏土司、蒙化左氏土官、红河纳楼土司等，挖掘中小土司土官档案史料的力度明显不够大。这不利于土司制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影响了土司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三是文献收录局限于当地土司衙署及土司后裔遗留下来的档案资料，视角单一，思路不够开阔，没有结合同一时期中央王朝的相关史料记载如《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也很少有相关文献从国家层面、边疆治理视域下对某一区域、某一民族、某一土司政权的文书档案进行深度解读和具体分析。
       四是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的专题性编纂成果偏少，仅有《武定凤氏本末笺证》《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云南彝族那氏土司本末》三本专著。此外，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的编纂出版缺乏集大成之作，存在大量零散的档案文献。特别是考古发掘中涉及土司制度的文物、实物史料未被挖掘、整理和研究，彝族土司档案信息资源亟待进一步梳理、整合、更新和补充。
       四、推进云南彝族土司档案编纂出版的设想
       由于彝族土司档案的独特性、珍稀性和文物性，使得许多收藏保管机构出于安全、保密、保护等原因，对其查用作出诸多限制，学人难睹其面。因此，探索区域性与民族性、资料性与学术性、专题性与综合性相结合的多元化编纂模式，建立土司档案的科学管理、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跨界协作机制，已成为土司学深入持久发展的需要。土司档案文献的编纂出版应充分借鉴民族古籍整理研究的经验和做法，拓展思路，整合资源，深度开发，为民族文化传承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在抢救征集方面，相关单位应对云南彝族土司档案史料进行摸底调查和收集复制，调查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民族史志研究机构、文化研究机构的彝族土司档案收藏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彝族土司档案的田野调查，通过实地采访、调查、记录、拍摄等方法收集更多原生态的彝族土司文献，对土司后人进行口述历史的抢救保护。此外，征集流失海外的彝族土司文献和外国传教士记录，也有利于云南彝族土司档案史料的抢救与征集。
       在整理研究方面，相關单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编制云南彝族土司档案文献总目，在土司学界以及相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之间共享信息；回归彝族土司档案本体研究，保持彝族土司档案原生态的历史脉络和完整性，更多地关注和重视彝文档案、口述历史、声像文献和中小彝族土官档案的发掘整理，把研究重点放在基于本体的土司文化文献知识组织体系构建上；加强“明清档案中云南彝族土司档案史料的收集整理”“地方文献中有关彝族土司档案文献资料的编纂出版”“云南彝族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史料研究”等课题的研究，对彝族土司档案的保存现状和整理研究成果及其当代价值和开发利用前景进行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的探讨。
       在编纂出版方面，相关单位应加强对云南彝族土司档案文献的文本挖掘和分析，发掘更多前人还未搜集、整理和研究的档案资料。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展开：力求对元明清以及近代以来的文书、档案、正史、实录、政书、地方志、碑刻、家谱、奏议、文集、笔记等地方文献中涉及彝族土司的史料进行搜集、编纂和出版，并推出《云南彝族土司史料集成》《云南彝族土司世系名录》《云南彝族土司制度及其史料研究》等编纂成果，建立云南彝族土司史料资源库，将数字形式的《云南彝族土司史料集成》等成果向社会各界开放，以便学者检索、查阅和利用；开展土司文化遗产大数据建设，包括土司人物大数据建设、土司制度大数据建设、改土归流大数据建设、土司档案文献大数据建设等，让土司文化遗产走出历史文物状态，进入信息社会的传播领域，让沉寂多年的“死材料”变成学术探究的“活资源”。
       在保护开发方面，相关单位应注意以下几点：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编制相关软件，建立馆藏土司档案题名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力求从物质形态、精神内涵等方面开展对彝族土司档案自身文化生态原貌的保护；充分借鉴档案文献编纂、档案资源开发、信息资源共享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馆藏档案为基础，以多元化平台为依托，以前沿技术为手段，通过大数据采集、信息组织、知识挖掘、虚拟展示、“互联网＋”传播等方式，推进云南彝族土司档案从传统编纂出版向数字化、网络化转变，最大限度地实现文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不断改进资源开发的方式和方法，引入数字人文技术和新媒体平台，运用彝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技术开发彝文土司档案，包括信息内容的转移、标点、校勘、翻译、注释、加工、编排、出版以及活态化传播等；开辟档案资料总汇与彝族土司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为土司制度史和土司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土司文化传承的探索方式提供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方法，为地方土司文化和彝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文献资源社会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龚荫. 中国土司制度［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
       ［2］李良品. 寻找散落的珍珠：土司文化遗产考察手记［EB/OL］.（2017-08-12）［2023-03-25］.https：//www.yznu.edu.cn/44/00/c291a82944/page.psp.
       ［3］彝族土司家族的兴衰，再现西南近六百年历史变迁［EB/OL］.（2017-07-07）［2023-03-25］. https：//www.sohu.com/a/155206835_241009.
       ［4］方国瑜.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5］《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解》编委会.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解［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
       ［6］高文德. 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M］. 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7］李良品，祝国超. 清代道光年间土司制度与滇南边疆治理研究：以《滇事杂档》史料为中心［J］. 社会科学战线，2022（2）：121-130.
       ［8］黄修义. 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概述：兼评《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J］. 云南社会科学，1994（4）：64-71.
       ［9］楚雄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中共武定县委宣传部. 滇中文化论·武定彝族土司文化研究［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10］艾丽. 云南土司系列丛书正式出版发行［J］.云南档案，2019（6）：14.
       作者单位：陈子丹，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黄洛锋，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昆明理工大学；陈艳芳，云南人民出版社。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元明清时期中国边疆治理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21JZD042）阶段性成果。
       本文来源于《出版广角》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