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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3人的在世年代均比举奢哲稍晚，按代际常规，约为南北朝后期至隋代人，都奉举奢哲、阿买妮为先师。他们的著述，起到了传承、播散、巩固彝族史学理论的作用。 (1)布独布举 布独布举在《纸笔与写作》中指出，造纸术在西南的普遍推广，是彝族史学发展与举奢哲、阿买妮创建史学理论的重要物质条件。“如若没有笔，用什么来写？记史就难了。后来智者多，智者会造纸，智者会做笔，凡事都可写。史臣这才呀，能将历史叙。”（注：《彝族诗文论》，第88页。） (Z)布塔厄筹 首先，布塔厄筹秉承了举奢哲及布独布举记载历史要抓住“根”的主张，并进一步明确，根就是古代彝族的父子连名谱系，既记载主要人物，也可用以作编年的线索。从现存的彝文历史典籍来看，布塔厄筹之后的彝族史家也确实在按照这个要求进行著述。 “凡书供阅读，史须这样写：纲目贵分明，史实信为美，要探真历史，先说古笃米。笃米子多少？父子名相联，一说便知道，父子孙排好；支系有根生，讲写都明了。”（注：《彝族诗文论》，第94-95页。） “古时奢哲说，写史抓大纲，有纲就明详。又有先大师，布独布举他，也是这样讲：抓纲抓大纲，细节先莫讲——祭祖先祭长。”“所有写史人，若不抓根本，小事难弄清；理出大根来，小者自然明。史从大根起，细节且慢问。说是这样说，写时多留神，人事条理清，易记易传诵。”（注：《彝族诗文论》，第95页。） 其次，布塔厄筹认为，历史记述要如实全面反映社会情况，应包括财富、君臣、民情等。进一步发扬了阿买妮的“真史”主张。 最后，他主张，历史虽然属于彝文著作中“长书”的类别，但是不必拘泥于规格要求，记述长短应根据实际内容而定。“彝地事确多，历史靠手写，书大或书小，作者拿主意：宜长就长写，该短就短写。（注：《彝族诗文论》，第106页。）”就为用彝文记载历史时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3)举娄布佗 举娄布佗对他所处的南北朝后期至隋代的彝文典籍进行了分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著述中有大约半数属于历史专著。如：“六祖历史书”、“彝地记事书”、“彝家祭祖书”、“世间人生书”、“人类历史书”、“讲盐史的书”、“奴仆来历书”、“人君史事书”等。（注：《彝族诗文论》，第115-116页。）这是古代彝族学者对彝文古籍较早的图书分类。 3、隋唐时期实乍苦木等人的史论 实乍苦木的《彝诗九体论》与佚名的《彝诗史话》，可以说是目前翻译、出版的彝文古籍中隋唐时期史学理论的代表作。实乍苦木晚于布塔厄筹1代，而从作品内容上分析，《彝诗史话》仅论及举奢哲、阿买妮与早期的五大布摩，隋唐之后的彝族诗人则没有提到，所以当定为隋唐时期的作品。 (1)实乍苦木 分支、迁徙与家支，是我国彝族古代史中的重要内容。据彝文典籍记载，战国中期，由于蜀地洪水泛滥，彝族先民首领笃慕（或笃慕俄、笃米、独摩、独姆、多莫、居木、居木吾吾）率众迁到今云南省会泽县的乐尼白。他的六房儿子分别发展为武、乍、糯、恒、布、默六大部落，此即有名的“六祖分支”。六祖的后人分别向各地迁徙发展，逐渐形成在滇、川、黔、桂的分布格局。分支与迁徙不断进行，也就形成了众多的家支。彝族有祭祖寻根的传统，因此家支、君长的“谱牒”、“世系”及“指路经”，就成为彝文历史著作中的大类。 实乍苦木要求对于这类经书的撰述，应主线明确，事实清楚，颂扬美德，恰当评价。他的主张对于彝族各支系谱牒、世系的记载，起到了规范作用。 “至于家支嘛，应当要看准。看准怎样看？就是说姑娘，她是不是呀——是君家的女？还是臣家女？还是师家女？还是百姓女？都要写清楚，你才写得好。写来才有根，有根才会深。深而后有骨，有骨才有肉。”（注：漏侯布哲、实乍苦木等著，王子尧翻译，康健、王冶新、何积全整理：《论彝族诗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28页。） “人死百年后，百年都有名。人生的美好，美好在于春，青春要珍惜，会办多办事，死才有意义。对于一个人，从生到十岁，干的什么事？十至十二岁，干的什么事？都要写清楚。直到此人死，其人的评价，在写经书时，应当这样写。”（注：《论彝族诗歌》，第138页。） 此外，实乍苦木还要求史家在记述中反映社会真实情况，赞颂劳动者积极向上的精神：“每个写诗者，要注重真实，人生最真实，真实层层深。理性千秋在，自古人有死，青春人生王；勤劳是美德，勤劳人之本。诗歌同样是，人类的精神，青春的颂歌。”（注：《论彝族诗歌》，第134页。） (2)《彝诗史话》 佚名的《彝诗史话》作者主张，在记载家支的历史时，应记清楚经济一“牛马羊”、地理——“所在地”、人物世系——“能分辨的人”等方面的情况。而经济最为重要，他举例，如写“色吞家”，就要表明：“色吞家的牛，牛有几百头；色吞家的马，好马几百匹；色吞家的羊，羊有几千只，牛马羊群旺。”（注：《论彝族诗歌》，第4页。） 据《彝诗史话》记载，举奢哲和阿买妮撰写了尼能、实勺两大部落的历史。书中包括族源、代系、经济、家支关系、向阶级社会演变等方面内容。“天师举奢哲，他和阿买妮，所写下的书，乃是尼能家，尼能的根源，尼能的家史——首卷尼能史，是他俩写的。此书中写到：尼能的来历，尼能的变迁，尼家的发展，能家的牛羊，尼家的开亲，能家的代数……。”“天师举奢哲，他和阿买妮，写的第二本，第二本书呢，写了实勺家，实家的发展，勺家的变迁，实勺的代数，实勺的牛羊，实勺的开亲，君臣的崛起，天时的变化，他俩全都写。”（注：《论彝族诗歌》，第10-11页。）这位佚名作者的主张，表现出彝族史家重视经济史撰写的特点。 4、两宋时期的布阿洪、布麦阿钮 布阿洪与布麦阿钮都是滇东北彝族芒布支系的“君师”、大毕摩，世系分别为由清康熙三年(1664)上推34代、28代，大约为北宋、南宋时期人。两位史官不仅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理论，而且还多有创新，可谓是彝族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1)北宋时期的布阿洪 布阿洪有《彝诗例话》、《五谷论》、《盐茶论》《骏马论》、《世间的鸟类》等著作传世。在《彝诗例话》中，较为全面地表达了他的史学理论主张。 首先，布阿洪提出写史必须抓住“主根”。 “在这人世间，有了文字后，每个毕摩呀，都用它记事。人间的大事，人们的小事，都用它来记。……我要讲的是，每个写史者，每个作诗人，都要注意到，一要事记详，二要事搞清，然后动笔写，写来才有根。”（注：布麦阿钮、布阿洪著，王子尧翻译，康健、王冶新、何积全整理：《论彝诗体例》，贵州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99-100页。） “对于写诗歌，它和写历史，大大的不同，对于写历史，那要讲真实。”（注：《论彝诗体例》，第104页。）“对于历史呀，史事不能加，史实不能减。写史要真实。”（注：《论彝诗体例》，第106页。） 包括举奢哲、阿买妮在内的早期彝族史学家，无一不对“根”进行过阐述。从广义上讲，“根”、“寻根”是古代彝族哲学与社会史观的重要核心内容，包含“历史”、“来由”的意思。布阿洪的“主根”，是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对于重要史事进行考证、核实，从而把握历史主线的主张。 其次，他全面地提出了撰写“真史”的九条要求。 “对于写历史，一要抓主根，二要抓题旨，三要写君长，四要写子民，五要写牛羊，六要写金银，七要写地域，八要写风土，九写君臣间。”“谈到写历史，人物要叙清，事件要真实，写来才叫史。对于每段中，无论怎么写，条理要清晰，才能叫真史。”（注：《论彝诗体例》，第104页。） 最后，布阿洪主张历史著述可以不必拘泥于文学创作的格式，这是彝文史学撰写方式上的一大突破与进步，使彝文历史著述从格式与音律的束缚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脱。 在他之前，举奢哲、阿买妮等人都要求历史题材著述，应该符合彝文创作关于体例、音律、三段诗及连、扣、押技巧的要求。而布阿洪却认为，历史著作遵循这些格式、音律要求固然好，但是只要主旨分明、头绪清楚，也可不必讲究这些成法。 “谈起写历史，不象写诗歌。对于写历史，文字要叙清，事理要阐明。行与句之间，字一定要连，音一定要准，写来可成诗，读来更有味。”“谈到写历史，作者要押韵。押韵也可以，作者要扣字，扣字也可以。如果作者呀，不愿把韵押，不愿把字扣，只要话流畅，写来也可以。”“可见写历史，不象写诗歌，对于写诗歌，三段都要扣，三段都要连，三段都要押。”“如你写历史，它和诗不同，一不管三段，二不讲诗律，但是主旨要，主旨要分明。还有史根源，头绪要理清。这样才可传，传来才有本。”（注：《论彝诗体例》，第106-10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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