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上的“南诏史”——剑川石窟

       石窟记录南诏皇室文化

    “石宝山石窟的雕塑艺术，是研究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的重要实物资料，南诏王阁逻凤出巡、异牟寻议政的雕像，更是能直接反映南诏国的皇室文化。”董增旭强调，南诏国、大理国历史上很多王退位后当和尚，从石宝山石窟来研究，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的大理地区地位很高，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当和尚，并不等于就是“遁入空门”，不问政事。

    石宝山石窟雕塑的一个特点，就是菩萨、王能共聚一室。董增旭说，佛像能和世俗的王放在一起，这也体现了在当时，佛教文化与皇室文化高度交融，大理地区最高统治对佛教的信奉和推崇，将佛教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步，推动了地方百姓也全民信佛，佛教文化十分兴盛。

    石钟寺区的第2窟，雕塑了“阁逻凤出行图”，这副雕塑高1.46米，宽1.52米，总共雕刻了16人，算是石宝山石窟群中人数较多的石窟。这个石窟，窟形仿佛厅堂，中央的双龙头椅上，盘坐着南诏王阁逻凤，他头戴高冠头囊，右侧打坐坐着王弟阁陂和尚。董增旭说，从这幅雕塑来看，身为和尚的阁陂，仍然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推测，南诏国、大理国时期多位王退位当和尚，或许可以理解为“退居二线”，而不是完全遁入空门，退位后的这些王，其实还是拥有很高的地位，甚至权力。

    “阁逻凤出巡图”、“异牟寻议政图”、“南诏第一代王细奴罗全家像”，是中国惟一反映皇室生活、文化和君主议政活动的石刻，董增旭认为，这一点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它们对今人研究和了解南诏历史、典章、制度，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雕塑艺术，打破了人们印象中一般佛教寺院只供佛的传统认知，真实反映了南诏国时期的皇权文化。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王朝积极推动佛教的发展，并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当时，佛教能以多种形式，在不同层面发展，其间，佛教与王朝的政治、经济、民俗等方方面面充分融合。

     金庸赞石窟为南天瑰宝

    董增旭说，位于北方丝绸之路的敦煌莫高窟享誉国内外，而大理剑川的石宝山石窟，在沉睡千年后，其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正被更多的人认识到，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著名作家冯骥才等人，参观石宝山石窟后都给予了高度称赞，金庸先生更称其为“南天瑰宝”。

    剑川县城西南25公里处的石宝山，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44个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是大理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中有建于元代的悬空宝相寺、建于明代的金顶寺和建于清代的海云居，历史悠久，各具特色，最负盛名的是山中的石窟群和摩崖造像。在数平方公里左右的石钟寺、狮子关、沙登村三个地区的岩壁上，分布着17个石窟、139尊石雕造像。雕像内容，一类是佛教题材，有佛、菩萨、观音、天王、明王、力士、罗汉等，另一类是世俗题材，有南诏王、清平官、南亚僧等人物。这些雕像造型精美，其中一尊观音像，更被誉为东方的“蒙娜丽莎”。

    董增旭说，费孝通先生曾多次考察剑川石窟，感叹说：“北有敦煌壁画，南有剑川石窟。”而在1988年，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考察石宝山石窟后，不仅挥毫题写了“南天瑰宝”四个大字，还遗憾地说他要是早日有幸参观石窟，《天龙八部》涉及的山川地理将会更加切合实际，部分情节也会因此而做出相应调整。著名作家冯骥才，考察剑川石窟后也挥毫题写“神佛首选地，人间天堂山”，倍加赞赏。董增旭认为，具有浓厚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这些石窟雕刻艺术，是白族人民艺术的缩影，是研究南诏、大理国社会历史和文化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也是白族和国内各民族，以及我国和东南亚、南亚、西亚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南北文化交汇孕育了石窟

    董增旭认为，剑川位于“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的要冲，它既是南诏国、大理国文化的出口地，也是外来文化的进口地，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剑川成为了云南文明的发祥地，也成为了南北文化、中外文明的交汇地，石宝山石窟，因此而得以孕育在剑川。

    “世界文化遗产宝库敦煌莫高窟，之所以在我国西北地区的沙漠中崛起，是因为敦煌地处北方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中外文化交流，莫不首先荟萃于此。而剑川，也位于连接印度、南亚、西亚的国际大通道要冲上，石宝山石窟，是西南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南北文化、中外文明交汇碰撞的产物。”董增旭说，石窟艺术源于古代印度，随着佛教东进而传播至我国，无论是敦煌莫高窟，还是石宝山石窟，其最初出现，都是因为处于当时社会的对外交通线上。从剑川海门口遗址和鳌峰山遗址出土的彩陶、青铜等文物可以看出，剑川既是云南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我国早期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而在南诏国、大理国时期，剑川还是云南北边的军事要冲，南诏国、大理国北进香格里拉-西藏-尼泊尔-印度，北进丽江-永胜-四川攀枝花-成都，西进兰州，都只有通过剑川，剑川既是南诏国、大理国文化的出口地，也是外来文化的进口地，南北文化、中外文明，都曾在剑川碰撞和交流。

    董增旭称，石宝山石窟群，开凿于公元9世纪至12世纪的南诏国、大理国时代，同期分别为我国的唐朝和宋朝。从历史上来看，该时期南诏国政教合一，大理国佛教盛行，石宝山石窟群的产生，和甘肃的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巴蜀的大足石窟一样，都与当朝统治者崇尚佛教有关。

    雕塑记录中外交流和生殖崇拜

    石宝山石窟群，还有大量外国人的雕像，他们中有的是波斯人形象，有的是旅行者形象，有的是大胡子形象，甚至还有象头人身形象。董增旭开玩笑说，“外国背包族那个时候在剑川是随处可见，由此可以看出，剑川当时不仅南北文化交汇融合，中外文明碰撞也很激烈。”

    剑川石窟的外国人造像形象生动，深目高鼻的外形和衣着服饰都表现得栩栩如生。而在大理地区，对女性生殖器的称呼，发音至今仍接近印度。石宝山石窟中的一尊女性生殖器雕塑，高0.8米，白族话称之为“阿央白”，最直接地反映了白族的原始生殖崇拜。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人们将女阴崇拜与对佛的敬仰并列，深刻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生殖的看重。董增旭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人的生产是社会的第一大生产。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才跃居于社会第一大生产。”

    “阿央白”石窟位于所有石窟的最上方，并有菩萨守护，董增旭认为，这可以反映出这个石窟比其他石窟拥有更高的地位，也可以反映出在佛教盛行的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人们对女阴和生殖相当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