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上的“南诏史”——剑川石窟

石窟丰富了我国的雕刻艺术

    董增旭说，石宝山石窟作为唐宋时期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遗存，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

    他认为，石宝山石窟把我国的石窟雕刻艺术史，向后延伸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丰富与充实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内容。我国西北和中原的石窟，大多开凿于汉末，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延至中唐就开始衰落，而剑川石窟开凿于唐末宋初，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把我国的石窟雕刻艺术史，向后延伸了三百多年，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与充实了中国古代艺术的内容，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石宝山石窟雕塑，还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大胆地把南诏历史上划时代的三个最具影响的帝王细奴罗、阁逻凤、异牟寻及其宫廷政治生活雕刻传世，成为今天人们研究、了解南诏历史和典章制度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石宝山石窟雕塑，具有鲜明的民族个性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是我国石刻艺术的精品，也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瑰宝。

    董增旭还认为，石宝山石窟是南诏国、大理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石窟中出现了众多的以波斯国人为代表的外国人造像和文字，这些都是南诏国、大理国对外交流的历史见证，剑川石窟在南北文化交汇、中外文明碰撞中诞生，并将神圣尊严的佛陀、菩萨，和凡世的帝王一起供奉，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艺术创举，“剑川石宝山石窟的历史，因为政变、篡位，以及帝国主义侵略导致的经文传记的遗失，一度失去了开启的钥匙，但随着流落于海外的南诏国、大理国的各种资料不断在国际上公布，南诏国、大理国‘藏经洞’的发现和经文的整理与出版，南诏学正越来越引起中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南诏学将成为一门世人关注的显学，崛起在中国的西南门户。”

 ■董增旭档案：

    男，1971年生，大理剑川人，白族。1994年就职于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剑川石钟山石窟，从事文博工作14年，1998年任石钟山石窟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至今，中国古遗址保护协会、南诏研究会会员，撰有《南天瑰宝——剑川石钟山石窟》等著作。

    “云岭大讲堂·国学讲坛”第四讲昨天下午在云南省社科联举行，大理剑川石钟山(又作石宝山)石窟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董增旭，作了《南方的敦煌：剑川石宝山石窟》的讲座。

    地方历史研究者杨光樑先生上期推出《解读历史文化名城巍山》的讲座后，深受各界欢迎，这次“云岭大讲堂·国学讲坛”邀请董增旭前来讲解剑川石宝山石窟，是对南诏历史、大理国历史的再次关注与深度解读。

    董增旭的讲座，从2008年剑川海门口发掘出来的一个彩陶罐开始，他说：“已故的云南民族史研究泰斗马曜先生说——要了解云南的文明，必须去剑川海门口;要研究南诏大理国的历史，一定要去剑川石宝山。石宝山石窟，被中外学界誉为南方的敦煌，一部雕刻在石头上的南诏国、大理国历史，值得研究。”

    4月11日，“云岭大讲堂·国学讲坛”将邀请姚济白先生作第五讲，他的题目是：《围棋文化浅谈》。（完)(江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