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对中华各族统一国家的杰出贡献

南诏立国，统一六诏后，在人才的使用上，不分民族，只要是真心为王国服务的人，一律人尽其用。如，在国家领导机构中担任“清平官"、“大军将”等要职的人， “白蛮"比“乌蛮"还多。战争中俘获的汉人西泸县令郑回，先让他当老师，后来还让他当了“清平官”，辅佐国王处理政务。说明南诏王族很少有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对各民族一视同仁。在国内，有贵族、自由民，奴隶之分，但在民族关系上，实行的是平等相待，鼓励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融合，同心同德，不存在民族歧视与压迫问题。即便是原先的对手，也对他们一视同仁，并不因此而另眼相看，这样一来，王国政权得到全民一致的拥护。这一点，从“天宝战争”就可以看出来。南诏立国后，对各民族平等相待，因此，各民族万众一心，势力日愈强大。唐朝担心危及他的安全，想以自己强大武力，决心一举消灭南诏，以绝后患，两次派大军进犯，一次派六万，被打败，主帅鲜于仲通只身逃跑，才幸免于难；一次派十万，唐军全军覆没，主将李宓，万般无奈，又羞于投降，只好选择投西洱河自尽，创造r弱国打败强国的光辉范例。假若没有各民族团结一致的战斗，绝对是办不到的。即便是战死之人，也不妄加侮辱，就在“天宝战争”之后，对战死的汉人士兵，阁罗风特别责令手下人，将他们按汉俗进行安葬，至今，那“万人冢”仍在下关保留着。《南诏德化碑》中引阁罗凤的原话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可见其以人为善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何等高尚!其后，趁唐“安史之乱”，自顾不暇时，南诏趁机发兵向东，灭了爨守隅、爨崇道，统一了云南全境。东爨“乌蛮三十七部”，与南诏王族本是同族同宗，没有无法克服的民族矛盾，很快臣服南诏，国家实行奴隶制，但在各级官吏的严厉管辖下，社会还算和谐、安定。接着，阁罗凤为了加强实力，稳固王权，迁“西爨白蛮”二十万户于“永昌”(今保山)，迁“东爨乌蛮”数万于苍洱地区。公元794年，异牟寻当政时，击败了北面的吐蕃后，迁“施蛮”、“顺蛮”、“磨些蛮”、“茫蛮”、“弄栋蛮”、“汉裳蛮”(蛮化汉人)数万户到拓东镇(昆明)充实东北境。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介绍，“南诏先后用武力大规模迁徙、‘配隶’的人数达一百万人以上”。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云南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统治者考虑的当然只是为其“防务”和“劳力调配使用”着想，但客观上起到了“各族人员、血缘、文化交融”的作用，这是无须否认的。
三、引进先进文化，尽力缩小云南各族与中原在经济、文化上的差距。
云南各族，因地处高原特殊地理环境，在王国林立的时代，经济、文化相对中原汉族十分落后。有些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尽力缩小与中原内地的差距，是南诏立国后，摆在南诏统治者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农业是南诏经济的主要构成部分，从事农业劳动，主要靠“佃人”(即奴隶)，也有矿业(如金矿、铜、铁矿)、手工业(纺织业，建筑业，工匠等)也靠奴隶。立国后，统治者也采取了许多发展生产的措施，如，驱使奴隶兴修水利、道路、建立集市，开展商贸交流，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等等，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说： “南诏使用奴隶劳动力，先后修筑了工程浩大的苍山高河水利灌溉系统，昆明的金汁河、银汁河水利工程及许多重要城池。"又如，《中国通史》说：“阁罗凤开始建立制度，集合诸族，成立一个国家，这是诸族社会的大进步。南诏境内最落后的族，如寻传蛮，居住在怒江上游一带，披波罗皮(虎皮)当衣服，射杀野猪，生食其肉；又如裸形蛮，也称为野蛮，居住在寻传的西边。这种人造巢或穴，居住在山谷中，无君长，用木皮蔽形体。男少女多，妇女五人或十人供养一个丈夫。丈夫整天持弓守巢穴，妇人人山林采虫、鱼、果、菜、螺、蚬等物。这类极原始的人群和文化比较高的一些部落，南诏都收入版图，开辟道路，建置城邑，设立起统治机构，说是要‘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仪’ (见《德化碑》)。山林中人因此接触一些文明景象，增加一些生活常识，得益也是不小的。”
农业需要先进的耕作技术，开矿、手工业也需要先进技术。先进技术哪里来?奴隶主，自有他们自己的办法，那是派兵到汉地去“掳掠”。这就是南诏国王经常发动“掳掠战争”的原因之一。靠掳掠获取拥有先进技术的人口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人口的劳动技能。如，据《中国通史》载云： “公元756年，(因“安史之乱”)唐玄宗避难成都时，吐蕃趁机命阁罗凤攻雟州。阁罗凤派出大军将六人，清平官一人率大军会同吐蕃军，夺取会同(今四川会理县)，进据清溪关(越雟县北、大渡河南)。占领大块唐地，地上人畜财物，照《德化碑》说‘女子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757年，又进攻唐境，再破雟州，唐都督被擒，唐兵全部被掳。南诏两次取胜，颇立声威，西服寻传、裸形诸族，南败骠国(缅甸境内)，俨然成为西南强国。”据《云南各族古代史略》载云：公元829年(太和三年)，南诏“对成都发动了大规模的掳掠战争，西川节度使杜元颍毫无防备，嵯颠军队长驱直入，连陷雟州、邛州，直抵成都．大掠女子、百工数万人及无数财物而去，”以至“自成都以南，越雟以北，八百里之间，民畜为空。”公元779年，异牟寻与吐蕃合兵攻入成都，俘获工匠二千，全部送到逻娑城，832年，南诏攻掠骠国，掳获三千余人，配隶拓东城。公元9世纪40年代，唐王朝势力更加腐败，吐蕃奴隶主政权亦趋于崩溃，南诏王世隆，又趁机发动一系列掳掠战争。两陷广西邕州，一次入黔州，四次攻打越雟、成都先后掳掠数十万”。过去的学者，只将这些“掳掠”当做“南诏奴隶制的罪证”引述。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这些掳掠，南诏除了获取财物，更主要的是获得懂得农业栽培技术和掌握手工技艺的人口，客观上起到了一种“引进先进技术与文化”的作用，只是不是用正常的手段，而是用“掳掠”的野蛮手段罢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叙述过南诏攻入成都掳掠人口之后说： “南诏获得大批工匠，从此手工业发达，与蜀地不相上下。”在叙述罢南诏将部落人口大搬迁，建立起“十殓”、“六节度使”等机构，加强了对全境的控制之后，又说：“南诏国行施统治权，自然要和诸族接触，在接触中诸族接受较高的文化，改革一些野蛮的‘故俗’，节度使用兵力迫胁，破坏诸族的封闭生活，比起唐朝的羁縻政策，终究是一件好事。”可见也肯定了其所带来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