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彝族文字、古籍及其他

      （二）文献典籍。
      现存的彝文经典有木刻和手抄两种版本。比如，大家熟知的流传在贵州地区的著名彝文经典《爨文丛刻》、《西南彝志》、《彝族流源》、《宇宙人文论》、《彝族诗文论》等；流传在云南彝族地区的有《查姆》、《劝善经》、《阿诗玛》、《尼苏夺节》、《尼租谱系》等；还有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初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雨龙乡发掘了一部明嘉靖45年（1565年）的《彝文医药》专书，该书整理并公开出版之后，在中外医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关注。本医书内容涉及内、外、妇、儿、骨伤、五官、皮炎等科目，包括54个病种、87个处方以及324味中药，其立方配药都十分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研究我国民间医药学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四川彝区收集到的文献有《教育经典》（玛木特依）、《勒俄特依》、《妈妈的女儿》（阿母尼忍）、《尔比尔吉》、《古候》等。以上这些文献都是通过翻译整理出来的作品，大部分都已经公开出版。另外，大量的彝文古籍有的是正在进行翻译、整理或对作品的深入研究；而有的文献解放初就已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甚至有的还收藏在台湾、香港等地；而有的则早已流失到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地，相当一部分至今仍然散存于彝族民间，保管条件极差，处于不断地散失和毁坏之中，急待着加于抢救。这些古籍文献，对于研究我国彝族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无疑是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三）政府（官方）文告。
      在云南省石屏县龙武区法乌乡撒白租村，彝族老人普保有收藏了一张乾隆五年间（1740年）用木板刻印的《清乾隆五年彝汉文布告》，共有400多个彝文，与900余个汉字并列。这是一份今见彝文古籍中使用彝汉两种文字的唯一官方文告。（文告内容略）
      简评：文告法乌村张贴，晓谕，毋致风雨损坏。原文告彝文、汉文均为直书，因排版困难，文告略。我们从文告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张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政策性和群众性的官方布告。由于封建反动统治阶级推行大汉族主义，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遭受到统治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残酷杀害当地人民群众，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长期以来社会秩序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居于这种状况，清政府，为了安定边境社会秩序，改变社会治安，提倡各民族平等，改善人民群众利益，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而发布了这个布告，深受边民的拥护。本人认为：在封建帝王时期，能够用两种文字的布告，制约地方官员，宣传和教育民众，是有其缓和统治阶级的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从而达到共同相安，民族团结的愿望。这对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举措，影响是相当大的。
      （四）社会生活当中人民群众普遍使用的彝文。
      在云、贵、川彝族地区比较久远的古墓碑刻有彝文。如贵州毕节彝族李氏祖茔墓碑，（公元1788年）碑联右“祖宗闪光亮”，左“子孙春日照”，横批“万世荣耀”；云南武定彝族那氏祖茔墓碑对联“寿延千百岁，子孙福绿长”（公元1728年）；在云南、贵州、四川各地彝区墓碑随处可见，是一种民间很普遍的使用方式。另外，在彝族人民家中供奉的祖灵牌位较早的写的也是彝文。
      从上述几个方面大量的历史资料看，彝族文字千百年来深深植根于彝族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反映出彝文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四、评彝文是“毕摩文”，“毕摩”是纯粹的宗教职业者。

      千百年来，彝文在彝族地区生生不息地流传着，表现出植根于彝族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彝族文字是有群众基础的。可是，有些人却认为“彝文是宗教职业者毕摩文”，这种文字只限于“毕摩”搞宗教迷信活动时使用；或者在部分彝族家里父子相传。把彝文文献也当作巫师经典等等。我认为，这种论断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在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下企图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同化少数民族的突破口。彝族毕摩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有过不同的作用，在奴隶社会至封建社会，毕摩在统治阶级的集团中是一个智囊人物，他们为统治阶级所利用，著述典章文物和主持宗教祭祀活动，或以宗教占卜的祭祀形式直接干预政治和军事活动。改土归流后，彝族的各种政治集团被瓦解，毕摩也不再是智囊人物。他们除了为土目或百姓祭祀外，编辑书籍，向人们传授彝文知识，传授历史和文化等。但他们从来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所以，过去有些历史学家误认为，彝族文献出自毕摩之手，文献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宗教迷信的东西。从而对彝文文献的价值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对彝族毕摩也视为巫师或宗教职业者。文革期间被打入牛鬼蛇神“队伍”深受折磨。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不公正的结论。彝族毕摩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过不同的作用，但主要的贡献还在于彝文的传播和彝族文化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他们和广大彝族群众在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下；在没有纸张和印刷条件下，他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一次又一次地整理、研究和发展彝文，撰写文献，甚至创作出优秀的彝族文艺作品。冒着政治和生命风险珍藏和保护彝文文献。假如没有他们的努力与参与，彝文文献能否保存到现在这个程度是很难想象的。
      彝文广为流传在彝区，彝文文献浩如烟海，文献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地理、天文、历法、文学艺术、医药卫生、宗教等学科；彝族先民留下那么多的金石铭文和文献典籍。彝文刻在石碑石岩上，应用在政府的牌匾、印章中；应用在重要的文告和各种教育宣传张贴中。用彝文写成的文学作品、历史、典故、医药学、天文历法等科学书籍数以万计，更为重要的是彝文文献中还记录了历史上彝族及其他民族的重要历史事件。彝族文字以它顽强的生命力在经历了上千年后的今天，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在部分地区有报社、杂志、新闻广播、影视等都用彝文或彝汉两种文字并用。国内有近十所大专院校设有彝文或彝文文献专业，从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加强彝族历史文化遗产的抢救、搜集、翻译、整理和研究以及为了推广和使用彝语文的需要，现已出版了《彝汉字典》、《彝文文献选读》、《现代彝语》、《中小学语文课本》、《农村科普读物》等各类教学读物；另外还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彝族民间文艺作品，深受彝族和各民族人民的欢迎。以上这些事实都进一步说明了彝族文字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和群众性。
      彝文有上千年的历史，文字和文献都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在生产、生活的斗争中依靠彝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力量逐步发展起来的。并非是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彝文是宗教职业者毕摩所专用的。诚然，他们在祭祀活动中有些经文咒语是属宗教迷信的，但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进而说彝文文献是“巫师经典”；是“毕摩文”的不实之词应该予以推翻。说彝族毕摩是“宗教职业者”的帽子应该摘掉！在这里要说明：彝文文献是祖国的传统文化遗产，而真正通晓文献的便是所谓的“毕摩”。他们是彝族的高级知识分子，可是，知识分子的政策至今还未落实到他们头上，这倒是很不公平的。他们生者为数屈指可数了，理应珍惜。记得藏族的大活拂还被《光明日报》某年某月刊载为“从活拂到教授”的文章，我认为这是合乎事实的公正评价，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然而，彝族的“毕摩”其宗教性岂能与“活拂”相题并论！可是，令人不解的是所谓的彝族“毕摩”还未公正的评价却一个个默默地归宗去了。
      任何一种文字的产生，对人类的文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用彝文记载的彝文经典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反映了彝族人民的创造精神和民族风格。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纷繁的语言系统，表现在文字上的则呈现出巨树参天、百枝繁茂。在书写形式和用材上，或书于兽皮、刻于石骨，或施以绢绢，形神兼得。包括彝族文字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字及世界古文字的多姿多彩，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民族衍变，传播途径不畅或者文字自身的局限性等方面之故，有无数种文字已被岁月吞没；有很多古籍文献无法释读，无法破译。

但尽管如此，它们都曾在历史上留下过印迹，永放光芒！挖掘和整理民族古文字，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人类文明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都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民族古文献概览》张公瑾等著，民族出版社1997年
《楚雄彝族文学简史》扬继中等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
《现代汉字学通论》扬润陆著，长城出版社，2000年
《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王锋著，民族出版社，2003年
《贵州彝族语言文字》王正贤等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年
《中国彝学》2期，民族出版社，2003年
《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彝文的源流》孔祥卿著，2003年（博士论文）

                                                     （原出处：彝族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