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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贵、王继超二人编撰《水西简史》简介

2339 0 2010-12-11 11:59 发布者: 苏月飞阳

我收到由彝族学者王明贵、王继超二人编撰的《水西简史》,读后受益匪浅。记得数年前在议及“奢香博物馆”的充实完善时,许多关注此事者也包括本人在内,都觉得应当有一部较完整的水西土司的历史。现在这一共同的愿望终于由二位学者完成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水西简史”填补了研究水西历史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彝族土司制度的空白。众所周知,各种土官制度和之前的羁縻政策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边民”的统治手段,也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体制。但历代正史都缺少详细记载。明史对水西等重要土司虽多有提及,也都是对如何执行其“恩威并施”政策的圣旨御批等等。系统地研究一个重要的土司政权的历史和兴衰,《水西简史》应是首例。


对于水西故地和统治这一片地区有着悠久历史的妥阿哲世族,《水西简史》分为三个阶段即:水西前史;水西简史和水西后史作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水西前史部分除引证黔西观音洞、威宁中水和赫章可乐的考古发现以证明这片土地的远古文明之外,还着重从古歌《曲姐》、《陆外》以及《物始纪略》、《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族古籍文献证实彝族是最早活动在云贵高原的“夷濮”族群。这就不仅涉及水西历史而且涉及整个彝族的族源了。对这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在诸多论点中以彝族源于“氐羌”说为主流。近年来随着彝族古籍文物的不断发掘、整理和翻译,土著说逐渐上升。《水西简史》的论述,无疑是投了土著说的一票。关于妥阿哲世族对水西故地的统治(包括贵州宣慰使时期),《水西简史》从有历史可考的蜀汉建兴三年,妥阿哲因协助诸葛亮南征有功受封直至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8年)前后1474年的统治及其变迁,作了考证和记述。同时还对其世族的彝汉两种谱系版本,即《大定府志》——《安氏谱》和《西南彝志》所载的《勿阿鼐世系》,作了对比。至于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简史”对水西故地经历的“羁縻”时期,土官时期,土流并存时期以至改土归流及改土归流之后等都有翔实的说明。其实整个西南的民族地区大致都经历了上述的相同阶段。也就是说《水西简史》不仅研究了水西土司的历史,而且对研究整个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的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水西简史》对水西土司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社会文化作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和叙述。就政治制度而言,土司虽然是受中央王朝所册封,但其内部的政治体制却与汉族地区的地方政权迥然相异。“简史”着重分析了水西政治制度的三个特点:一是政权和族权合而为一的宗法制度;二是行政和军事合而为一的则溪制度;三是以九扯九纵为特征的官职制度。作者并联系水西内部十二宗亲和四十八目的剖析,说明了这种宗法制度等级之深和规则之严密。虽然其领地范围有大有小,也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剖析了一个水西土司的政治制度,实则也就研究和掌握了整个土司制度下内政的特征。各个土司内政的设置也许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世袭的政权和族权合而为一的宗法统治,而且这种宗法统治有着浓厚的家支色彩,赖此以维系其统治的运转和持续。至于军事,正如前面所说是军事和行政合二为一的则溪制度,作者对水西的军事组织作了详尽的叙述,并对水西历史上几次大的战争如奢节反元,安奢(安邦彦、奢崇明)“反明”,吴三桂与安坤之战等均有所提及。在有关军事的论述中,作者特别引用了“国之大事,唯祀与戎”的古训,画龙点睛地概括了彝族带有普遍意义的尚武族风和精神。


生产和经济处于什么状态是社会发展程度的主要标志,元明时期的水西毫无疑问已经进入农耕时代。《水西简史》对其经济状况的定语是:“农业为主,兼重畜牧,手工业与农牧业逐渐分离”。其中畜牧业特别谈到了马的饲养业。“水西马”当时名扬四方,价值颇高:“上者可数百金,中亦半之”。有《黔书·水西乌蒙马》对水西马如何珍贵乃至如何饲养等等都作了详细记述。据《明实录》记载,水西向中央王朝献贡马便有27次之多。朝廷还多次以锦、布向水西交换马匹,每次数百乃至上千。彝族人对水西马十分爱惜,只有“临阵乃用之”,可见水西马是作为战马而扬名的。对于手工业和农牧业的逐步分工,《水西简史》也有明确记载。但总体来说特别是明代初期水西的生产力还是很低下的,农业以刀耕火种为主,多为荞、麦(燕麦)。高产作物如玉米、马铃薯等最初也还没有引入,故而地虽广而收入低,乃至没有一次能完成中央朝廷的八万石税粮。从明初到明末整个二百七十多年间,水西地区(包括贵州宣慰使司时期的领地)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了明末清初,农牧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已经由以物易物或半以物易物转入全货币(钱)的交易,而且有了固定的市场。这种渐进的发展得力于两个因素:一是内部“头人”中的有识之士(如奢香夫人)积极向外(汉族地区)引入先进文化和先进的耕作技术;二是从明初开始的屯垦田制和大量移民。这两种因素不仅水西地区如此,而是对整个西南地区特别是云贵高原的开发和发展具有代表性。只是地区之间存在着迟早的区别而已。云南的“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不也是说明它的开发过程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水西简史》对水西历代“头人”的考证和记叙用了很大的功夫。历史与人是分不开的。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没有人便没有社会,也就没有社会历史。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人的活动” 。《水西简史》不仅对水西氏族的谱系作了详细的考证,列出了汉、彝两种文献的版本,还对明代之前和之后妥阿哲家族的著名人物一一列名作传(简略)。正因为有了这些出类拔萃的“头人”,才使得妥阿哲氏族统治延续了一千四百多年,而且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和壮举。可以说水西历史名人有若“群星灿烂”。在这些灿烂的群星中有一颗最为闪亮,至今光芒犹存者便是奢香夫人。对这位彝族历史伟人的政治智慧和历史功绩,《水西简史》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修筑龙场九驿十八桥以及带头送子进京入太学,引进先进文化等多个方面作了记述。奢香夫人的这些丰功伟绩应当说已是广为人知了的。早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期,贵州黔剧团一成立,便演了两个大剧。一个是《秦娘美》,一个便是《奢香夫人》。据我所知排演《奢香夫人》并非仅仅是剧团的行为,而是省、厅和剧团上下一致的意图。黔剧《奢香夫人》重点是写马烨事件,突出了奢香忍辱负重,维护大局和民族团结的博大胸怀,当时曾引起轰动。“文革”中虽遭贬责,“文革”后又复出而且走进北京和其他省市。接下来又先后重修奢香墓、兴建奢香博物馆等等,都是上下一致的行为。可见在贵州,特别是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奢香夫人越来越受到了普遍一致的重视。经过多年的努力,在省地县的重视和支持下,一部《奢香夫人》的电视连续剧已基本摄制完成,可以预见走上荧屏的奢香夫人将进一步为全国人民所认识。但这并不是说对奢香夫人的研究和宣传已经很充分了,特别是有关奢香夫人的历史定位问题。成语有云“盖棺定论”。对一些人物来说,由于种种原因虽盖棺也是不能定论的,甚至长久不能定论,这样的例子随手可拾。例如曹操已经“盖棺”一千八百多年了,但对其历史定位却至今争论犹存。


在1996年奢香夫人逝世六百年的纪念会上,我曾有一个简短的发言。说的是奢香夫人既是彝族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的政治家。也就是说她不仅属于彝族,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这就是她的历史定位。理由也很简单,奢香夫人的主要业绩已经不仅仅是彝族的内部事务,而是涉及到国家的利害得失。她与文成公主和王昭君相比,可以说异曲同工地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因此,她应当和文成公主、王昭君一样享有殊荣和地位。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其实,文成公主和王昭君在历史上的评价,过去也是不尽相同的。虽然二人同样执行中央王朝的和亲使命,其事迹也都可歌可颂,但身份不同。文成公主虽然不是李世民的亲生女,但她毕竟是以公主身份赴藏和亲。王昭君则只不过是个未得宠的宫女,故而在正统史家们的笔下,依然是轻重有别的。而骚人墨客们却只将她作为“薄命红颜”大肆渲染,编出一些凄凄戚戚的“故事”掩盖了她自请和亲的壮举。杜甫写了一首诗,开头两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便遭到了非议。指责杜甫将歌颂英雄的起句用在王昭君这个“薄命红颜”的身上不协调,抬高了她的身价。而王昭君在蒙族人民中却一直受到崇敬,流传着不少传说,甚至将她作为吉祥的象征。可见对王昭君这位出类拔萃的女子,从来便存在两个不同的看法,也是盖了棺两千余年而未定论的历史人物。奢香夫人和曹操、王昭君等人的情况当然不一样,正如前面所说她主要是身为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很难进入正统史家的视野,即使进入也不可能给她以公正、平等的定位。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的今天,完全有条件以新的视角去审视奢香夫人,对她的伟大业绩作出应有的评价和公正的历史定位。
我们期待着《水西简史》尽快与广大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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