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彝族文化考察手记

2010年11月28至12月5日，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兼凉山歌手贾巴阿叁一行赴云南红河考察彝族歌舞文化，据悉，这是第二个凉山歌手至红河采风，贾巴阿叁一行受到了当地彝族同胞的热情欢迎。笔者作为其中的一名成员，参与了整个行程。

11月28日，正逢红河学院第三届彝族新年，贾巴阿叁被热情邀请参加彝族年活动。当日，也是红河学院校园艺术文化节，贾巴阿叁上台献唱两首原创歌曲，歌曲《阿依嫫》被誉为“高山上的天籁之音”。

11月29日，会同来自重庆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红河学院的教师及博硕研究生多人，共同组成考察队，赴红河州石屏县考察彝语南部方言尼苏人的花腰歌舞文化。在石屏，考察队受到了县委宣传部兼花腰彝族网站长阿龙老师和县志办李朝旺老师的欢迎。据阿龙介绍，凉山歌手沙马学峰为第一个来石屏采风的彝族歌手，在石屏，受到花腰歌舞的震撼，激情创作出了目前广为传唱的歌曲《花腰姑娘》。贾巴阿叁为第二个来石屏采风的凉山歌手，希望各地彝区在文化、音乐及人员上多多交流，提高认识，共同宣传彝族文化。

尼苏花腰人的四张名片
据李朝旺老师介绍，红河州石屏县花腰文化近年形成了四张品牌：花腰艳丽服饰、花腰歌舞、女子舞龙、仪式节庆。这四大品牌的形成，得益于现代传媒、学者的介入和推动。

花腰艳丽服饰：
虽然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红河彝族男子的形象类似于今四川凉山的彝族男子服饰，如清朝曹树翘的《滇南杂记》中曰“黑倮倮男子挽髻以布带束之，耳戴圆坠一双，披毡佩刀，时刻不释。”。这一独特的打扮和解放前的凉山彝族类似，天菩萨发型、耳坠、披毡是尚武的古彝人男子的形象。相对于男子服饰的统一，彝人女子的服饰各地不一，争奇斗艳，构成了彝族女子多样化的服饰文化。近年来，花腰服饰非常火，各村寨均有擅刺绣者制作精美的花腰服饰出售，据了解，一套普通的花腰服饰均价在3000元以上。
不仅崭新的花腰服饰大受欢迎，穿过的、旧的花腰服饰也有人偏爱。笔者一行在石屏县龙武镇就遇到了两位来自贵州的民族艺术爱好者在挨村串户收集、购买花腰服饰。镇上的一些老板也四处收购新的和旧的花腰服饰，以便贩卖给口味不一的游客和外来者。在旅游经济和市场的推动下，服饰文化开始复苏。

花腰歌舞：
石屏花腰歌舞，源远流长，经久不息。尼苏花腰人民风淳朴，保存有古代彝族的传统遗风。这里是歌的世界，舞的海洋，如果现在有人说“有理走遍天下”，那么在传统的尼苏花腰文化中，则是“能歌尚舞者走遍天下”。在山寨，人人能歌尚舞，处处是踏歌跳月场，在家里、山上、田间地头、仪式活动中，处处可见男女老少唱歌跳舞。所以，在民间，过去，不能弹唱、踏歌的人，犹如盲人，找不到朋友，娶不到老婆，走不出村寨，建立不了广泛的社会关系。虽然花腰歌舞在文革中遭到严厉禁止，但是近年来呈现出了复兴的可喜局面。据慕善花腰彝文化传承村的孙正姚老人介绍，在文革时期，白天村民们在生产、生活中为了应付，就背毛主席语录，晚上偷偷的、小范围的唱跳花腰歌舞，要不然，“就传承不到现在了”。这显示了植根于民间的歌舞文化根深蒂固，传统文化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

传统遇到好的环境，大放异彩。2004年，李怀秀、李怀福的“海菜腔”在全国青歌赛上一举成名，名扬四海，海菜腔这种边缘族群的原生态唱法在主流音乐文化中获得了一席之地，登上了大雅之堂。这一获奖极大的刺激了尼苏花腰歌舞文化的发展，在滇中南的许多彝族山寨，人们终于感觉到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的含义。

女子舞龙：
彝族舞龙，多见于滇中的玉溪市和滇南的红河州，且历史和传统上，多为男子舞龙。改革开放后，石屏县独辟蹊径，大力整合、创新民族文化，各村寨兴起了女子舞龙。女子舞龙，阴阳结合，刚柔并济，集传统和现代为一体，显示出了彝家女子的风采，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人民的关注。石屏县大龙坡“花腰女子舞龙队”在1999年全国“百龙大赛”中喜夺金奖，并在天安门举行的欢庆澳门回归大型联欢晚会中再展风采。

仪式节庆：
石屏彝族重礼节，讲伦理，勤祭献。这里毕摩文化发达，毕摩在这里除了叫“毕摩”外，还有一个尊称“系祖颇”，这一尊称是“老师、师傅”之意，即毕摩不仅是宗教仪式中的祭司，还是乡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石屏彝族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节庆、仪式活动，如火把节、密嘎哈（又称祭龙，以村寨为单位举行）、德培哈（大祭龙，多个村寨联合举行的祭龙活动）。

在民间社会，仪式和节庆整合了村寨，强化了传统伦理教育。在现代化的海洋中，彝家寨子犹如一叶扁舟，用自己独特的文化控制机制，确保了村寨的和谐稳定。

面临绝境的精华
石屏尼苏花腰人的这四大品牌并不能囊括所有的花腰歌舞文化，还有许多的“精华”不为人所知，甚至面临消亡。

“阿哩”是一种古歌，是被人遗忘的民间演唱和对唱，“阿哩”集彝族传统的诗歌文化和音乐为一体，可以说是彝语南部方言区尼苏人的“诗经”，其性质属于用音乐来演唱史诗，反映了古代彝族先民对彝语文的高超的驾驭和运用能力。阿哩的乐曲形式多样，但是其歌词全为彝语五言诗的韵体文形式，多为彝语文学书面语，且歌词内容多为史诗性质。从神灵人物开天辟地到洪水泛滥、从笃慕创基业到六祖分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喜怒哀乐等等，应有尽有。阿哩还具有竞赛性质，民间仪式、歌舞中往往伴随着阿哩竞唱、对唱。那些阿哩歌者，备受村民们的尊重。彝谚说：“阿哩十二部，部部十二卷”，有的民间老艺人，可以通宵达旦唱个几天几夜。

石屏尼苏支系花腰人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多声部演奏”乐，表现为多人、多乐器、多乐曲、多声部的共同演奏，在同一个主题、调子、节拍内，有多名乐手使用多种乐器，弹奏多个乐曲，形成多个声部，混而不乱，杂而和谐，场子内的人们往往依着节拍踏歌跳月。

“阿哩”和“多声部演奏”这两种不为人所知的花腰歌舞文化，目前面临传承人日渐减少，传承断代的严峻局面，面临消亡。志在文化而非仕途的李朝旺老师近年数次跟省民委、县民委等部门积极联系，希望引起注意，投入资金和人员，加以保护和整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其心愿始终没有能实现。

“花腰”一词的来历
石屏彝族，无论是他称为“花腰”和“三道红”的，都属于彝语南部方言区，都自称为“尼苏”。彝语南部方言区人口近120万，方言内部分歧较小，是彝族中继凉山北部方言后内部较为统一和人口较多的一个彝语方言区。南部方言区在明清时期曾经形成过相对繁荣的彝文文化圈，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在今红河州建水县（临安府）创办过毕摩会考制度，涉及到红河、玉溪、楚雄、普洱等地州市，南部方言区有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群众基础。

为人低调的李朝旺老师，是红河彝族花腰文化方面的一个专家，1979年起就开始立志于研究民族文化，曾受到过上一代彝族作家李乔、普飞的亲切指导，迄今已经出版了八本研究著作，发表数十篇论文，可以说是一位没有职称的研究专家。

对于“花腰”这一称谓，李朝旺老师表示，它经历了“从不规范到众人皆知”、“从他称变自我引用”的过程。“花腰”是对彝语南部方言区尼苏人中服饰上有花腰带的人群的称谓，这一称谓起始于解放前，当时是一种不规范的他称，汉族人接触到彝族，因为不了解彝族的语言和文化，往往从奇装异服上做区分，人为的把尼苏人划分为了“花腰”、“三道红”、“母鸡”（即服饰后摆类似母鸡尾巴）等支系，这种他称和他分并不是尼苏人的传统，因为在尼苏人看来，无论穿什么样的服装，只要彝语、信仰、习俗相同，大家都是尼苏，都是一家人。改革开放后，石屏的彝族学者戈隆阿宏（汉名施友万）、普彰开、李朝旺等人对尼苏花腰人文化的研究中，曾经采用“花腰”一词来指尼苏人中著花腰带服饰的人群，当时“花腰”这一他称名词曾经在彝族学者中引起了争论，有些学者反对使用这一称谓。在近年，随着电影《花腰新娘》的发行，“花腰”一词又广而流行。在民族文化中，主体性话语微弱的情况下，这一称谓从外往内进入了彝族人的词汇系统。语言就是约定俗成的东西，具有社会性，即使不规范，说的人多了，也就形成了习惯，一时难以更改过来了。

孤寂的慕善彝村
传统彝族村寨已经深深地被卷入了全球化体系和市场经济大潮中，传统的彝族村寨结构已经解体，社会分层，职业分化，村寨成员随着市场的节奏亦步亦趋。生存于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面临严峻的形势，其生存、发展、传承问题并不怎么乐观。

12月1日，在县委宣传部阿龙老师的联系介绍下，考察队一行来到了慕善村，该村是当地政府选定的“花腰彝文化传承村”，政府先后资助了数十万元，帮助该村建立了传承文化馆、文化室，并建造了永久性舞台、活动场，购买了一批现代音响设备。据说，村民们能歌尚舞，村落歌舞文化较为兴盛。

与想象中的不一样，在该村，除了村展览室的静态歌舞图片外，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动态的歌舞。在大山的怀抱和衬托下，慕善村显得很孤寂，村内行人稀少，异常安静。只有几个老年人在村头闲聊，偶尔遇到的几个小孩全操着一口当地的汉语方言，用彝语问去，一群小孩中只有一两个能用彝语对答。据传承人孙老师介绍，村内的歌舞活动的主体——年青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在村内的一些也出去干农活去了，总之，没有赶上好时候。

据说，村里隔三岔五能迎来一些外来游客，包括国内游客和国外游客，一般由昆明的旅行社负责带下来。游客来到时，孙老师负责组织人员唱歌、跳舞、舞龙，游客进村时，有两条舞龙在寨门迎接，一般游客需要付1000元的参观舞龙费用，参观踏歌跳乐，也需要支付1000元。如果能赶上村里自发组织的祭仪活动，则不需要付钱。因为祭仪活动是必有的村寨传统，不能计较误工、误时问题。面对着从山外面来，却操着满口彝语，看似游客又不是游客的我们，村民们很困惑，我们也只能报以尴尬的笑容。

虽然村里没有能够给我们提供歌舞活动，但是我们还是找到了几个80多岁的老人，据说这几个老人都是当年抱着一把木弦走遍滇南的人物。共同的语言拉近了距离，几个老人邀约我们去家里坐。其中，有一个83岁的名叫张士林的老人，据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曾经到昆明参加云南省民族文化传习班。因为弹唱四弦、跳乐出名，张士林老人曾经携带一把祖上留传的制作于清光绪三年的四弦，一路弹一路唱，到过北京、长春、日本、香港等地。他还是石屏县地方文化研究会的会员，每个月，县地方文化研究会都要邮寄会刊给他。

据老人说，村里能唱传统花腰调、弹四弦的人已经只有三人，且年龄都在80岁以上。老人掌握有100多套花腰歌舞，但在该村的传习班，才教了40多套。现在村里的人已经走的走，忙的忙，很难齐聚一堂听他讲授。对于政府和村上选定的传承人员，老人说：“不是真正的爱好者就很难学会”，由于阿哩古歌、花腰调、弹四弦需要一定的悟性、功底，需要耗时几年才能学会，故很多人转而选择学习舞龙。一般而言，舞龙的学习门槛最低，只要身体健康，四肢有力即可。

如何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
彝区的路弯曲、陡峭，我们的心情也起起伏伏，这一路的考察，有收获，也有失望。地方政府对当地彝族文化的支持力度这两年不可谓不大，为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但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却是山寨中那些普通的彝民。山寨村民们还需要为生活奔波，文化水平也有限，文化自觉意识淡薄，不可能完全担负起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

现代化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来保存民族文化，也不可能完全放弃自我，全盘西化、汉化。如何在传统和现代间寻找结合点，让两者共存、共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它不仅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社会价值。中华民族是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需要构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多元一体的和谐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