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的疾病观念与传统疗法

我去到他们家后，叠了12个纸人，烧上两炷香，用一升瘪谷献在小簸箕内。刚把“踏莫”送出去，孩子妈妈的奶水就流出来了，我赶紧用两个小碗接着，接到差不多盖过碗底多一点时，把两碗并在一起，用一把小勺把孩子的嘴撬开，把乳汁喂进去，孩子立即活过来了，眼睛也会眨了。之后，我们还到山上整治了那棵树。
那时，我们很怕政策，因为我们的这种活动是政策所禁止的。有一次我在山上念经时，正好看见一个挖沟的人扛着锄头走来，吓得我连忙躲进树林里，等他走远后，才出来继续念经。
其实，我也怕治不好病人，因为我又看不见“尼”，即使去整治了那棵树，那也仅仅是一棵树，谁知道有没有“尼”在上面呢?但“册尼莫”说了，就是那棵树使孩子抽搐，使她妈妈的奶汁流不出来，我就去举行了这个仪式。后来，孩子妈妈的奶水真的流出来了。现在，那个小孩已长大成人。
但是，我也有治不好病的时候。比如今年冬天，我在山上挖一棵老树桩，刚挖了十多分钟，腰部就突然疼痛起来，并且越来越重，我停下来，连忙回家休息。起初，我并没有在意，认为过几天就会好的，但一个多月过去了，腰部的疼痛越来越重，我才开始意识到这棵树桩可能是被雷打过的，有坏神附在上面。我认定自己的腰痛是一个叫“伯莫楚尼莫”的坏神所为，于是就举行了呗“楚”神的仪式，但仪式之后我的病没有好转，因为我记不清是哪天去挖的那棵老树桩，记不清日子，就无法整治坏神。后来，有人告诉我，我得的病叫腰椎间盘突出症，可能还有骨质增生，但我坚信是受了那棵老树桩之害，因为之前我从未疼过。
毕摩说完上面的话，又补充说道：“我治好的病不计其数，但治不好的病也有很多。这与医院是一样的——他们也有治不好病的时候。”
二、传统草医与草药治病
彝族草医与中医极为相似，土法治疗在当地很普遍。现在，笔者赫查莫村的普医生为例，对此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普先生是赫查莫村较为出名的民间医生，他不是毕摩，也不举行仪式，而是靠父亲传下来的草药方给村民治病。他说：
我的父亲有兄弟俩人，父亲是弟弟，是一个民间医生，懂得很多草药，我的草药知识都是他教的，他又是从祖上传下来的。1948年农历八月，我出生于么房茨村，名字是大爹给我取的。我10岁开始上学，但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因为家里很穷，爹又非常爱喝酒，挣得的工分还不够他喝酒的。由于吃不饱，我们整天到河里抓红尾巴鱼，无心去上学。退学后，我在生产队里劳动，从早到晚地干，每天可得到2个工分。到16岁时，则克村一个姓普的人被火枪打伤了，爹身体不好，叫我照他说的，去挖一服药回来，给普叔叔包扎。我按他说的去做了，结果就医好了，但我们没有要普家的钱，因为我们也是姓普的人家，两家老普的图腾一致，是一家人，不能收钱。
后来，爹开始教我挖草药治病，哥哥也跟着他一起学，但哥哥也嗜好喝酒，经常沉醉于酒中，无心看病，就把爹教他的东西给忘了，我们之间很少谈药的事，手艺是各自的。20多岁时，我在医药方面已有点名气，成为生产队合作医疗的医生。
我医好的病人数也数不清，从赫查莫村到勐炳村，从哈苛底村到保和村，都有我医好的人。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在新平、玉溪、昆明的大医院里医不好，回来后才来找我的，我把他们医好了。比如，保和村公所的李志华得了膀胱上的病，叫‘莱呻诺’，到玉溪、昆明都没有医好，吃了我的药后才治好。我们村子的马学发被斧子砍了，流血不止，我用祖传药包扎，换几次药就好了。还有则克村的罗开明，得了阑尾炎，我给他服了3副药后，病就好了。
10年前，我们村子的施惠英得了痢疾，并伴有发热，当时，哈苛底村的赤脚医生曹文旺、勐炳村的赤脚医生罗开兴和我聚在一起，讨论她的疾病与治疗问题。他们对我说：“医这个病人是要相当注意的，大家都是来救命的，没有一点技术的话不能随便下药。”我说：“如果要让我医的话，就先吃我的药，但吃我的药时，不能吃西药，也不能吃你们的药。”后来他们同意了，我让她服了三味药，即双高藤、仙鹤草、大黄藤，过了一段时间她的病就好了。
父亲还教会了我其他很多传统疗法，如感冒发热时在脚和手上放血。我将患者的手指或者脚趾用细线拴起来，用小细针轻轻地扎，再用手挤压，血液就会顺着手指或者脚趾流出来，用蒿枝叶擦干净后，再将拴在手指上的线取开，病人的感冒发热症状就会减轻。刮痧和拔罐虽然能够治疗很多疾病，但我一般都不用，我靠的主要是草药治疗。
彝族人很重视传统草药的治疗，很多的疑难杂症都是通过草药治好的。人们相信，彝族草药在骨科方面有很大的疗效。但是，普医生的经验和知识并不系统，他靠着几副祖传草药治疗，诊断时问清疾病症状之后去找相应的草药，这是经验医学的特点。相比较，那些既是毕摩，又是民间医生的人所懂得的知识要更为系统一些。
三、传统的婴儿接生方式
婴儿的出生在彝族社会中是一件大事，婴儿的接生也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尼苏人在婴儿接生过程中常常要举行一些宗教仪式，也常常采用一些草药。但是，接生有很多的禁忌，也很难碰到。于是，笔者对一位年近80岁的老接生员做了访谈。
赫查莫村冬天的阳光显得很柔和，也很温暖。几只鸭子在水坝里游戏，远处传来牛铃声，彝族乡村显得很安静。我来到这位接生员的家里，她正忙着做家务。了解了我的来意，她感到非常惊奇，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她当接生员的事情。她把我让到火塘边，开始讲述她作为接生员的人生经历：
我就出生在这个村子里，因为当时没有接生员，所以是爹妈自己捡(接生)的。我出生后第三天，爹就在家里的“伙扎”(彝族的供祖神台)下面给我取了名。父母只生了我一个孩子，视我为掌上明珠，这也是日后父母为我招上门女婿的原因。
1952年，大队领导要我到老厂公社卫生所(即现在的卫生院)学习，我与生产队里一个叫玉福巴的人一起到公社里学习，他学的是会计，我学的是接生。三个月后，我们同时回到村里，他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我当上了大队的接生员。从那时起，我做了30多年的接生工作。赫查莫一带1952至1985年问出生的婴儿，基本上都是我接生的，整整有两代人，差一点就接生第三代了。
接生员有点像那些毕摩，都是为别人服务的，但比毕摩辛苦多了。作为接生员，别人什么时候来喊，我就得什么时候去，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刮风还是下雨，过年还是过别的节，都没有可选择的，哪怕自己生病了，也要支撑着去，因为来喊我的人中，有的是含着眼泪来的，事关两个人的生命，我当然毫不犹疑地去了。到了产妇家里，有的还要等上几天的时间，有的则非常顺利，什么情况都有。当然，大多数情况还是顺产的，遇到此种情况，大家都很高兴。但如果遇到难产或者死胎时，我和家属就会很肾张。
有一次，额左克村有一个孕妇难产，她家的人来喊我。当时，我们家正忙着杀年猪，中午饭都做好了，但也顾不上吃饭，立即随人上路。到了额左克村，孕妇的妈妈见到我，认为我救不了她的女儿。当然，她不相信我是有原因的。她近期老梦见自己在用锄头挖石头，她家的母鸡在白天像公鸡一样叫，这些不吉利的预兆都使她断定女儿活不成了。我从家里带了一味药，到她家里时，先把药给她女儿吃了，然后让她盖上被子。她母亲含着泪对我说：“阿姐，这一次之后，我再也见不到女儿了。”我安慰她说：“我一定要让你见到你的女儿，而且要让你的女儿送你上山(即送葬)。”“不会吧”，她激动地说。“是的”，我又一次肯定地回答。后来，孩子降生了，她女儿虽然暂时昏了过去，但并没有什么危险。我把消息告诉她时，她几乎不敢相信。我还帮她们给孩子洗了澡，一切办妥后才走。回到家里时，天都已经黑了，来我家杀年猪的客人也都走了，只有家里人还焦急地等待着我。他们除了担心我外，还担心孩子的情况。
还有一个是我家的亲戚，姓普，和我女婿家是同一家支，临产时老也生不出来。我去看后，觉得一切都很正常，怎么会生不下来呢?后来，我帮他们家泼了一碗水饭，于是孩子就降生了。彝族人认为，这种晚产并不会有什么问题，只是神灵等待着那碗水饭而已。只要你给它吃了一碗水饭，孩子就能够顺利生下来。
另一个姓罗的人家，孕妇在生孩子时，不知为什么睡在地上。我检查后，发现孩子是横着的，我伸手进去把孩子扶正，然后用力把孩子拉出来，孩子和母亲都活下来了。那孩子长大后，娶了妻子。到他的妻子生孩子时，是自己的外婆接生的，没有来喊我。结果第一个孩子没有活下来，第二个孩子也没有活下来。后来，到生第三个孩子时，他们来叫我。我到他家后，发现婴儿的脐带绕在脖子上，造成婴儿呼吸困难。我小心地解开脐带，于是孩子就活下来了。后来，我又为他们接生了一个孩，也成活了。现在，这两个孩子可能都已经初中毕业了。
然而，接生婴儿时，也会遇到难产或死胎的情况。这时，家属和接生员都会感到很紧张，有时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记得有一次，那是开荒的季节，要把森林中的树木砍倒，把山坡改造成田地。但是，森林中会有很多的坟墓，开荒时如果碰到这些坟墓，一般人都不敢挖。如果孕妇去挖坟墓，就更是一个非常大的禁忌，任何一个彝族妇女都明白这一点。但是，拉莫村的一个孕妇在开荒过程中碰到坟墓时，却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敢挖。”于是，她就去挖其中的一座坟。但是，她站在坟头上刚挖了几下，下身就开始流血。在场的人都吓呆了，因为她身体内的血像水一样流出来。人们惊恐地跑来喊我，那时我也在自己的生产队劳动。等我到他们生产队的劳动地点时，太阳快要落山了。我给她服了一味药，先缓解了一些病情，然后把她送回家去。这时，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我出门一看，正好看到狗吃月亮，我立即采了些青蒿枝，拿来“打酷炭”。仪式过后，我继续观察，发现胎儿已死了，而且是一半阴，一半阳，阴的那一半是绿色的，阳的那一半是白色的。虽然胎儿死了，但我保住了母亲的生命。事后，我精疲力尽回到自己家里，也没有得到什么报酬。其实，我也不看中这些。在这个病例中，能保住母亲的生命，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还遇到过更为恐怖的情况。额左克村有一个姓马的女子，怀孕时老用手揉自己的肚子，结果把胎儿在肚子里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死胎摸出来，结果发现婴儿的头是红的，像柿子一样，身体是扁的，眼睛也看不到。那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心里害怕极了。我想，看见这么可怕的孩子，我怕是活不成了。就这样，我神情恍惚地回到家里。到家后，我的腿还在不停地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说真的，当接生员时，自己碰到过的困难，感受过的恐惧，受过的罪，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当了30多年的接生员，为村民接生的孩子数也数不完，但我自己却一个孩子也没有。好在这一带喊我婆婆、奶奶的人不计其数，他们都是真心的，我也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孩子。现在，我已经年老体弱了，但看到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了，也感到很满足。在我之后，村里由卫生员负责接生，她们都是初中毕业生，接受过很多的培训，懂得的知识比我多。但是，听说近几年政府又不让卫生员接生了，所有的孕妇都必须到乡医院生小孩。今后可能不会有农村接生员了。
赫查莫村的这位老接生员不仅懂得一些中西医知识，还对彝族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在接生的过程中，她往往采用宗教的方法和服药的方法治疗各种病症。据她说，某些简单的宗教仪式，对于接生还是很有用的。这位老接生员将传统宗教信仰、接生经验和药物结起来，用于接生工作，并取得了一些使她引以自豪的成绩，同时也取得了当地尼苏人对她的信任。
四、尼苏人传统疾病观念与治疗方法的人类学意义
在现代医学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之所以仍然关注尼苏人的传统疾病观念和治疗方法，是因为它在社会和文化上具有较高的人类学价值。
按照毕摩的看法和笔者的调查，尼苏人习惯上把疾病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通过宗教仪式治疗的疾病；另一类是需要通过服药治疗的疾病。区别两种疾病的方法是：前者往往表现为心慌、恐惧、做梦以及家境不顺引发的各种困扰，这类疾病的患者往往说不出具体的病因和疼痛点；后者则有具体的病变部位，如头疼、拉肚子、外伤、肿痛等。
在治疗方法上，宗教仪式又可根据内容和特点分为若干类，如叫魂、赶鬼、驱邪、赐福等；草药往往用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外科、妇科、心血管等类疾病，此外还有其他传统土法，包括刮痧、拔罐、放血、划蛊等，主要针对感冒、营养不良等类疾病。两种疾病在治疗方法上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通常情况是，通过宗教仪式治疗的疾病往往不需要服药，而通过服药治疗的疾病又往往不需要举行宗教仪式。
但是，将宗教仪式与服药相结合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因为有的疾病虽然有具体的疼痛点，但它是由宗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中年妇女的脚扭伤就被认为是“伯呻阿麻尼切”神所害，马毕摩的腰痛被认为是“伯莫楚尼莫”神所害，孕妇出血则被归因于坟头上的阴气太重，等等。还有人在外伤发生时又受到了惊吓，因此在服药治疗的同时还要为病人举行驱邪和叫魂仪式。
马毕摩认为，无论是宗教的方法还是服药的方法，特别是草药和传统土法，都属于彝族的传统，在彝族社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事实上，彝族乡村的很多常见病、多发病，都是靠传统的方法来治疗的。
从上述几个病例以及毕摩和接生员的解释中还可以看出，在尼苏人的疾病观念中，人的身体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人类身体是尼苏信仰系统中的一部分，被融合在整个思想体系中，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出现了问题，都需要从该体系中寻求答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疾病都要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治疗，或者说为什么宗教的方法能够产生某些作用。有学者指出：“疾病与医疗绝非仅仅是自然生理和科学概念，同时也是历史和社会概念，只有把它们置于历史进程和社会关系的脉络中，才能更真切地加以认识。”
尼苏人在讲述治疗经验时，事实上已经把自己的疾病“概念”渗入其中，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就是感知经验的真正涵义——将所知现实和见解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融会在一起。尼苏人的疾病观念就含有这样一种意思，它不仅是指人体自身出了问题，而且也指自然环境中的某些元素出现了问题。因此，要将人的身体置于自然系统的概念中加以考虑。在本文前面所提到的那位中年妇女的案例中，家境不顺、脚扭伤、牛死亡、邻里不和等，都被认为跟那棵小树有关系，是那棵小树上的神灵所害。在举行宗教仪式时，要得到山神的同意和支持，得到毕摩神的保护，还要讨好各种野鬼，让它们“骑马”离开。我们从中可以看出疾病、环境和信仰系统之间的联系。看上去，宗教仪式与医学相距甚远，但宗教仪式也是以人的身心健康为目的。彝族的环境知识、传统哲学观念与疾病治疗在某种情况下是统一的。
尼苏人对于传统医疗方式的依赖反映出彝族山区人民对传统知识和信仰体系的认同。有的学者认为，彝族人(也包括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有病找毕摩，是因为他们无钱看病。这种情况在一些地区是存在的，因为医疗资源分配不公、不平衡在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西部少数民族山区还很贫穷和落后，有限的经济收入当然影响着他们的择医行为。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不应简单地把有病找毕摩主持仪式的做法都解释为无钱看病。
我们看到，哀牢山区农村的医疗条件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例如，目前的新平县人民医院已能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老厂乡卫生院和赫查莫村卫生服务站也能提供初级的治疗。而且，在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中，农村医疗保险使农民看病只需付70％的费用，如果住院则只需付30％的费用，如此的政策对于乡村农民来说可谓盼望已久的事。对比来看，除了长期住院和手术治疗外，举行宗教仪式所需要的费用要比简单的打针吃药贵得多。到乡镇卫生院看一次病，如果输液的话在70元左右，不输液的话经常是40多元，农村医疗保险付30％，剩余部分由患者承担。但是，如果举行宗教仪式的话，仪式中使用的土鸡每只为30～60元，通常需要2～3只，有时还要杀羊，加上米、酒、肉以及毕摩的费用，就超过了100元。但彝族尼苏人在很多情况下还是选择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包括举行宗教仪式，服用草药，采用土法治疗等，这说明彝族传统疾病观念和治疗方法具有深厚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尼苏人的这种择医方式不是出于简单的费用问题，而是有传统观念和文化认同渗透其中。任何一个民族的成员都不会简单地将自己流传千年的传统抛弃，完全接受全新的知识体系，特别是这个体系对乡村人民来说还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彝族尼苏人的传统疾病观念和治疗方法在民间普遍存在，彝族村民对于毕摩、“册尼莫”、民间医生、接生员等都非常尊重，医患关系是平等和互惠的，治疗地点除了宗教仪式外没有特别的要求，这一点尼苏人与凉山彝族诺苏有较大的相似性。
笔者认为，尼苏人的医学是一种经验医学，这种经验的掌握者是传统知识的拥有者。因此，村民向民间医生和宗教仪式主持者求救，就是向传统知识的拥有者寻求帮助。这些人解决了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很多问题，也因此受到社会成员的尊重。
当然，我们也应该相信，由于在彝族地区有多个医疗体系并存，因此在很多时候，人们不知道究竟是应该请毕摩举行仪式还是应该送病人上医院。一些患者由于等待毕摩举行宗教仪式而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这种情况已在赫查莫地区出现过，在别的地区也出现过多次。换言之，对传统的过分依赖和全盘接受也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作为尼苏人，笔者对此也有深刻的理解。笔者嫂嫂家的弟弟住在赫查莫村附近的法莫茨村，他得了伤寒之后，认为是野鬼所害，想通过宗教仪式驱邪，但因等待举行仪式的吉日而耽误了时间，而在举行仪式时，又在烈日下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直到病危时才送医院，最后死在送医院的途中。这件事发生后，很多村民在遇到发热症状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去医院。这说明，当地村民的传统观念已在发生变化。
不过，在社区医疗事业不断发展和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逐渐完善的今天，尼苏人的疾病观念和传统疗法仍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彝族社区中的很多常见病和多发病都是靠传统方法治疗的。彝族人对于传统方法的认同不能被简单地归因于经济困难，它是与彝族的传统信仰和知识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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