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指路经》的文化学阐释

【作者简介】李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来自：彝学网

      [摘要]对古代典籍的阐释，可以是多角度的，论文选择了彝族宗教典籍《指路经》进行文化学的阐释，立足于宗教典籍本身而又有所超越，历史记忆、民俗文化、文学作品的特征是《指路经》的潜在内涵和意义，通过阐释，进一步透视和揭示其精神价值。

      翻开彝文典籍的画卷，卷帙浩繁，种类繁多，宗教类、历史类、文学类、医药类，丰富多彩；内容上天文地理、医药病理、伦理道德、美术建筑、军事哲学、农业生产，包罗万象。其中宗教类内容最多，数量最丰富。从现有的宗教典籍内容上来看，包括祭祖祀神、消灾除秽、驱魔送鬼、指路召魂、祈祷占卜等。《指路经》是其中影响广泛、流传久远而具有独特风格的彝族宗教典籍，名称不一（有《开路经》、《指阴路》、《教路经》、《阴路指明》等）、内容繁复（融天文地理、民族历史、文学艺术于一体）。已经出版的《指路经》有：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果吉·宁哈和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包括云贵川三省18家支的《指路经》；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一》，包括贵州毕节地区5县（市）的7篇《指路经》；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指路经》（第一集），包括罗平、武定等6县（市）的6篇《指路经》。这并不是《指路经》的全部，在彝族繁衍迁徙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无数家支，而几乎每一个家支都有自己的《指路经》。《指路经》是研究彝族历史源流、宗教文化的重要史料。
 

       一、作为彝族历史记忆的《指路经》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传承，依赖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知识背景体系，作为一个多民族“编织”历史的社会，处于“少数民族”这一概念下族群的迁徙、融合、变迁，不是一般大传史书的文字所能覆盖的。搜捡神话传说、歌谣故事、家谱书写、祭祀仪式、经书史籍等“历史记忆”，或许我们能够从这些“少数”的记忆中，获得一些“修补”大传的材料，而更为重要的是，可能更有助于我们了解早已“定论”的历史本质和形成过程。至少，《指路经》“路标”般的指引路线，在时空上唤起彝民族的遥想和追忆，在一次次葬礼中“溯源”六祖分离后的迁徙过程，寻找一段记忆和风雨岁月。
      “历史记忆”和《指路经》所谓“历史记忆”，就是“在一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有一部分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如诠释‘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民族……在‘历史记忆’的结构中，通常有两个因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在‘时间’中延续与变迁。”（注：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历史记忆追寻和突出的是民族起源，认同的是以各种典籍形式记载和流传的民族历史以及在各种仪式中被一次次升华的民族情感，追寻的结果是本民族与它民族的区分和边界。《指路经》是在彝族丧葬仪式上毕摩念诵的经书，是以经籍为载体的文学作品。“指”即“指导”、“诱导”，“路”即“阴路”、“归路”，《指路经》就是指导灵魂回归祖界所历阴路的经书。在彝族原始的宗教观念中，“人死留三魂，一魂守墓地、一魂进祖灵、一魂归俄咪（祖界）”，亡灵回归“俄咪”的路，高山河流、城镇平原、神魔鬼怪、愁云惨雾，充满了坎坷艰辛，亡灵在毕摩的指导下，斗妖魔、跨河流、除尘念，一路走，一路看，一程一站，从亡人住地顺利回到祖先居地。之所以要“原路”回归祖界，目标明确和路线指认，强调的还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纯洁性。透过丧葬气氛的悲郁，毕摩诵经的抑扬顿挫，跟着亡灵走，就走出了一条彝族祖先的历史之路，毕摩每念诵一次《指路经》，就开启了一段历史记忆。正是这种历史记忆的“重复”、“编织”、“诠释”，使得彝族的历史传统不断的延续，在经书中“寻根”，在这棵“六祖分支”后经过风风雨雨，枝叶茂盛，伸向四面八方的参天大树下，迁徙各地漂流他乡而顽强生存的各支系，从而获得了“本是同根生”的意义。尽管这是一个曾经存在而逐渐变得模糊的“根”。毕摩念诵《指路经》是送亡灵回归，我们阐释《指路经》并不一定是对古代典籍抱有极大热情，而是为了唤醒一部分被遗忘的历史记忆，并试图使宗教、民俗、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探索能够呈现“思想的连续性历史”（注：葛兆光：“所谓思想的‘连续性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固有的思想资源不断地被历史记忆唤起，并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被重新诠释，以及在重新诠释时的再度重构这样一种过程。”《历史记忆、思想之源与重新诠释》，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指路经》正是我们追寻彝族“连续性历史”的“固有思想资源”之一。
      《指路经》与族群认同　彝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很多学者都有较深入的探讨。巴莫曲布嫫认为，彝族的认同主要是几个核心“符号”所建构：一是阿普笃慕及六祖；二是家支宗法制度；三是毕摩文化；四是语言与文字（书同文）；五是支格阿鲁。（注：巴莫曲布嫫：《神图鬼板与仪式象征——凉山彝族巫祭造型的文化传承之考察》，第二届国际彝学研讨会论文，1998年6月，德国，特里尔。）伍嘎则认为，彝族认同感应该从八个方面来认识，“一、创世故事；二、洪水泛滥；三、阿普都木；四、六祖分支；五、彝文创制发展；六、毕摩的功能 七、指路引魂经典；八、黑白文化和等级色彩。”

（注：伍嘎：《彝族认同感的发现与再发现——对川滇黔桂四省区彝文文献中有关认同感的叙述之比较研究》，第二届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6月，德国，特里尔。）《指路经》是彝族“六祖分支”后筚路蓝缕的迁徙史。这段用典籍文本构筑的历史记忆空间，和绞杀平民性格的官修史书不同，以仪式行为的方式转述家支族人的迁徙历史。这是家支以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形式保存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强有力地区分出宗教和世俗的双重时空，也因历史原因与祭祀仪式使典籍具有了双重特征：宗教传说和历史事实。但既是宗教典籍，《指路经》在产生之初就难免有创造和想象的成分，其在流传过程中又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有许多增删，这尤其表现在山川河流名、地名和仪式内容上，它与真实的历史必然有着一定的距离。不过，重要的不是《指路经》所反映内容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而是它作为一种历史记忆，深深地印刻在各地彝族民众的脑海里，从而凝聚起彝民的族群认同。在一定的意义上，族群认同更强调的是历史文化的认同。“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是在诠释中悄悄地掌握着建构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共同体，都是在溯史寻根，也就是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注：葛兆光：《历史记忆、思想之源与重新诠释》，载《中国哲学史》，2001年第1期。）《指路经》表达的正是彝族生死不离族体的族群意识。

“洪水消退了，剩笃慕一人……三天君之女，如鸟飞而至，在歌场唱歌，和笃慕成家，传彝族世代。”（注：贵州民族研究所、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编《西南彝志选》，第3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笃慕在洛尼白娶“沽君尼之女，名尼以味哺”为长房，生子慕雅切、慕雅考；娶“能君伦之女，名伦以味都”为次房，生子慕雅热、慕雅卧；娶“布君蚩之女，名蚩以武吐”为三房，生子慕克克，慕齐齐（慕济济）。这6子分别发展为“武、乍、糯、恒、布、默”6个氏族部落，在云南东川、会泽、昭通一带生存发展。物换星移，“子孙多繁衍，如枝生树干，如水注江河，如星布天空”，各部落的人口不断发展壮大，需要开疆拓土、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从而产生了彝族历史上著名的“六祖分支”。武、乍二祖主要迁徙、发展在云南；布、默二祖向滇东、黔西北迁徙、发展；糯、恒二祖向西北大小凉山地区迁徙。这种集体大规模以血缘家支为核心迁徙的重大历史事件，可以依《指路经》的阴路历程梳理出来；《指路经》阴路的目的地，就是指向这“六祖分支”之地。
云南弥勒《指路经》（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第601-608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的迁徙路线：戟堤昂塌（亡人地、弥勒县境内）、鲁宿呆沓、岌斋呆昂（路南，今石林）、杵泼峨决（澄江）、赫芒莫昂（通海）、宇勒楷昂（江川）、罗卓德勒（阳宗海一带）、罗希菲图（阳宗海与呈贡之间）、谷峨底宿（昆明北郊）、腊尼筛杰（寻甸境内）、莫切来微（会泽境内）、莫切雨尼（东川与鲁甸之间的一条大河）、罗施搭代（鲁甸境内）、毕坨苏额柏（鲁甸与昭通之间的一座大山）、密力雨嗤（昭通市郊葡萄井）、钟寨柯么（昭通东北）、文寨倮么（永善一带）、文沓倮么（川西南境）、独扎寨筛（四川省内一大平原）、木嫩笈节（山名，待考）、执歹克昂（地名：古代祭祀日月神部落居住地）、图坨俄增（地名，疑今两湖一带）、微寨底宿（两湖地区的大平原）。
云南禄劝《指路经》（注：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彝文〈指路经〉译集》，第609-614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迁徙路线：景本（亡人地，禄劝境内）、骂拉法块、木新棵、法基甸、和期洛尼本、撒哄本、根施吐、撒麻昭升、洛利以木（地名、山名、渡口名、均在今云南禄劝县内）、俄罗念涛、昂期勺找（地名，均在今云南寻甸县境内）、豆洋纳古、恒吐景自、莫姑通合（地名，均在今云南东川市境内）、莫节帕纳、莫作罗诗道、麻纳涛底、色期更革（地名，均在今云南境内，待考）、唯吐达木、麻奴以赤、细苴罗莫、吐德老乌、唯昂自施、更夺哄索（地名，均在今云南昭通市境内）、多莫本安（地名，待考）、珠曲枯（地名，待考）、子额范（山岩名，待考）。
一山一水，一河一川，漫漫灵魂回归路，夹杂着许多真实可考或待考的山名、地名、河流湖泊名，折射出彝族祖先迁徙、奋斗、开拓的历史。从现在收集、整理、翻译的《指路经》来看，因为各家支的迁徙路线和发展地区不一样，因此，每一部《指路经》都展现一个家支生动的迁徙史。起点不同，来路不同，但从四面八方都汇聚到云南昭通、会泽一带地区，乃至彝族祖先更远的祖居地。把各家支的《指路经》集中起来，就构成了一部古代彝族迁徙发展的路线图：四散播迁，艰难发展，魂归故卫，飘飘而来，这是一条搅乱了时空的生命线，此时，寻找历史的真相反显得不重要，而一种复杂的情感和固执的信念却在彝族人的生命世界里深深扎根。
不同地区的《指路经》，因为不同的地域和现实处境而呈现不同的“往事回忆”。回归祖灵，是以“回首往事”的方式进行文化认同，确认自己处在一个强大而悠久的历史空间和族群文化的链条之中。拥有一些作为集体的历史记忆，无论自己身在何处，是这一传统中的一分子，就排除了“魂归何处”的担忧和顾虑，凭借这一突出而深远的文化传统与民族历史的明确指认方式，彝族人获得所需要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枝叶早已伸展开去，覆盖四面八方，《指路经》把他们指到同根同源之处，不仅获得了互相认同的基础，而且仿佛找到了力量的来源，保持与祖先精神相通相连的本原性。回溯本原，人们并不一定真的是准确地返本复初，沿着来路回头寻找到自己的家支中描述的祖先，而且真正的迁徙历史和路线经历，我们现在已难以确切考证，“祖界”的确切位置，也由于各家支后来的生活习惯、生产方式、语言习惯以及同周边民族的融合而呈现出不同的描述，但这种“历史记忆”早巳深深烙印到人们的意识中，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的彝族，无论丧葬仪式、祭祀送灵如何变化，乃至某些地区甚至在葬俗上已经改革和可能已经屈从了流行风尚和世俗习惯，而作为“典型文献”的《指路经》，一直是彝族“人死归祖”的思想指归，彝族共同体内的认同基础和凝聚彝族的族群认同意识。历史记忆不仅是缅怀祖先的功绩和叙说苦难，同时也是昭示后辈“血浓于水”。每一个灵魂都不能完全代表一个家支的迁徙，但把成千上万的灵魂的阴路历程汇聚一起，无疑就是一幅民族浩浩荡荡的迁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