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彝语南部方言古籍翻译作品谈古籍翻译体例创新
普梅笑 | 云南省红河州民族研究所一级翻译

［摘要］古籍翻译体例直接影响内容的阐述程度、读者的理解深度和研究者的探索广度。本文通过介绍分析八部彝语南部方言古籍作品的翻译体例，提出在古籍翻译整理过程中古籍原件、彝文、音标、直译、意译、注释、白话文翻译、音频、视频、田野调查实录等要素每增加一项，翻译作品呈现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作品的附加值就更高。建议今后的翻译整理应最大限度选取要素，以满足彝文古籍在诸多领域的价值需求。

［关键词］彝文；古籍；翻译；体例

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古籍翻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近半个世纪以来，彝文古籍的抢救保护和翻译整理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为了从不断发展创新的彝文古籍翻译体例中寻求一种既能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全方位体现古籍文献价值，又方便读者阅读、研究者深入研究的古籍翻译体例，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彝语南部方言古籍翻译作品中选取了八部作品，通过介绍和分析每一部作品的翻译体例特征，发现在古籍翻译整理过程中古籍原件、彝文、音标、直译、意译、注释、白话文翻译、音频、视频、田野调查实录等要素每增加一项，翻译作品呈现的内容就更加丰富，附加值就更高。

为了更全面、深入、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彝文古籍文献，我们在今后的翻译整理过程中应该最大限度选取要素，以满足彝文古籍在保护传承、学习交流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需求。

一、彝族古籍翻译体例的研究意义

彝文古籍内容涉及彝族的历史、哲学、宗教、天文历法、语言、文学、艺术、医药等诸多学科领域，记录了彝族的历史文化、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生产生活、民俗信仰、节日庆典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是对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永恒记忆，是彝族先祖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翻译整理古籍的目的是抢救保护和传承民族古籍文献，让本民族人民可以学习和继承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云南省红河州彝族民间散存着3000多卷彝文古籍文献，但目前民间古籍传承人才越来越少，翻译人才更是屈指可数。因此，古籍抢救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在当下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古籍抢救保护方式多样化、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的多媒态背景下，什么样的古籍研究模式和体例格式才能充分体现古籍在诸多领域的学术价值，是我们在抢救保护、翻译整理彝文古籍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为从翻译作品对内容的展示方面来讲，只有古籍的图、文、音、意都齐全，才能满足读者对彝文古籍原件、彝文字形、彝语发音和汉语语义等全方面的理解。翻译整理古籍的过程中，译者调查了解其流传和使用情况，对原文、原句字斟句酌地识读、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会留下很多痕迹，而这些痕迹正是了解和研究古籍内涵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但是，不同的翻译体例对字、音、意等各要素的选取不一样，其翻译作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也会不同。

本文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的彝语南部方言古籍翻译作品中选取八部作品，介绍、分析它们的翻译体例特征，希望从不断发展创新的彝文古籍翻译体例中，寻求一种能够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全方位体现古籍文献价值，同时方便读者阅读和专家学者深入研究的古籍翻译体例，以期彝文古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发挥更多更大的作用。

二、彝语南部方言古籍翻译作品翻译体例分析

１．《尼苏夺节》

《尼苏夺节》为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译丛第五辑，1985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是从1982年开始收集整理，红河州民族语文古籍研究所成立之后翻译整理出版的第一部古籍作品。李八一昆、白祖文、白刊宁等负责彝文部分的收集翻译，孔昀、李保庆负责内容整理。该作品为汉彝文对照版，全书双栏竖排，汉文与彝文分成两个部分独立编排，页码也是独立编排。第一部分为汉文意译，并附有脚注；第二部分为彝文手写。第一部分的汉文意译遵从彝文古籍五言诗体的格律，加标点，分段落，便于读者了解彝族创世史诗的内容。

例１：《尼苏夺节》翻译体例（依次为汉文意译、彝文原文）



这种体例汉文和彝文独立分开，不便于对照阅读。彝文部分没有注音，对于没有彝文基础的读者会有阅读障碍。早期的古籍翻译作品大部分都是单行体格式居多，主要是学科还不健全，民语文翻译专业人才比较少，翻译的目的也主要以民汉文对译推介作品、双语文交流为主。

２．《尼租谱系》

《尼租谱系》为玉溪地区彝文古籍译丛第一辑，记录了当地的语音，是南部方言区早期的一部佳作，由云南省玉溪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1989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作品包括新平县发掘的《尼租谱系》、峨山县发掘整理的《阿松黑》《白夺书》、元江县发掘整理的《吉纳》等四部彝文古籍，文本结构上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彝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彝文五字一句，逐句注音直译，三行竖排。二是意译＋注释，两部分分开，注释为文后注。三是译注说明，解释译注的主要内容、流传、翻译整理情况。

例２：《尼租谱系》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



玉溪地区彝文古籍译丛之第二辑《哀牢山彝族医药》后记曾介绍道，“我们已用彝文铅字印刷出版了彝文古籍《尼租谱系》，该书已被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文三系作试用课本。”这句话反映出两个信息：一是彝文铅字印刷出版，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印刷技术水平和出版单位对彝文古籍的重视程度；二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系将其作为试用教材，体现出了该译注的翻译水平、学术价值。《尼租谱系》在翻译整理过程中保持了古籍的原貌，这样的翻译体例在印刷技术相对落后的当时，文字排版上容易控制版面，比较清爽好看。但是这种意译和注释同彝文、国际音标注音、直译分离的结构体例，读者对照阅读时要同时关照到彝文、直译、意译，而且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得查看注释，还可能需要几个书签做标记，十分不便。

3.《哀牢山彝族医药》

《哀牢山彝族医药》为玉溪地区彝文古籍译丛第二辑，由玉溪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1991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选择了哀牢山中段新平县老五斗流传的彝族医药抄本和哀牢山下段元江县洼一带流传的两部彝族医药抄本作为底本。参与人员在该作品的翻译整理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包括识别文献中的彝族医药名称、采集和辨别药物标本，还精确计算出各种药物配方的剂量，这些都是非常繁杂的专业性工作。“从一九八八年下半年开始，新平县科协、新平县民委、元江县民委和元江药检所组织力量，相互配合，用业余和节假日时间，对老五斗本和元江两本进行翻译。经过近两年的时间，拜毕摩，访彝医，查资料，采标本，从直译、意译到整理，最用（应为‘后’）又经过统一的校译和统一注药物拉丁学名名录，先后五易其稿，撰写了上百万字的资料之后，才整理出这本《哀牢山彝族医药》。”

《哀牢山彝族医药》不仅忠实于原文，还考虑到了彝文古籍及彝族医药的学术意义和临床研究意义等诸多因素，对研究彝文古籍、彝族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开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该作品的彝文部分专门请了晋永康先生用铅字模刻，一次性排版。由于受当时的出版条件等影响，这些重要的过程只在前言和后记里一笔带过，这对于现在的实证研究是非常大的损失。在章节体例上，按照彝族医药的传统分类方法作了技术性处理和划分。章节内是按照药方的彝文原文＋汉文意译＋整理的三段式排列。彝文原文横排，句与句之间有彝文三角符号断句。汉文意译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各种药名和用法。整理部分分析出病因症状和具体的方剂疗法。最后是“哀牢山彝族医药药物名录”，名录里的汉文和拉丁文相对应。

例３：《哀牢山彝族医药》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汉文意译、整理）



由于没有给彝文注音，也没有在名录中保留彝文的药物名，所以这种翻译体例给专家学者研究带来了不便。特别是很多对彝族医药感兴趣的他民族学者想研究彝族医药，但受到语言文字的障碍，学习和借鉴彝族医药时会耗时费力很多。可能是囿于当时的出版技术和经费，《哀牢山彝族医药》没有提供最重要的彝族医药药物标本图片，也是相当遗憾的事情。随着老毕摩和民间老彝医的离世，很多药方都人亡技失，没有传承下来。

4.《元阳彝文古籍医药书》

《元阳彝文古籍医药书》由元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元阳县彝族研究学会编，2016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根据元阳县毕摩藏书中发现的彝族医药古籍（清道光八年）翻译整理而成。全书铜版纸彩印，第1~93页是彝族医药常见药物图片，共采集了187种动植物药物标本，图片下方标注彝、汉文药物名称。第94~155页是古籍记录的99个常见病症和116种珍贵药方。该作品后记中提道：“为了挖掘、抢救散藏于民间的优秀、经典的民族文化，彝学会老会长，曾任副县长、县政协常务副主席，已退休的白文光带着学会的同事，跋山涉水，进村入户，拜访彝族毕摩、倾听民间传说。”毕摩李永光翻山越岭寻找药物标本拍照，还在途中骑摩托车不幸摔伤导致腿骨折。即使这样，也没能阻挡他对彝族文化的热爱，继续拄拐杖上山采集标本拍照。李永光、王上忠、杨正忠三位毕摩丢下家中的活计，无偿翻译整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把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发展下去，也为了让《元阳彝文古籍医药书》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大家都积极贡献出了力量。

例４：《元阳彝文古籍医药书》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汉文意译）



《元阳彝文古籍医药书》从内容上分为病症、验方、用法，章节结构简单明了。图文并茂，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常见的彝族医药。很多药物都是我们常见的野菜和山间常见的动植物，但是年轻一代很多都说不出名称，更不知道它们的药用价值。该作品的翻译体例为彝文＋汉文意译形式，两行对照翻译。这种彝汉文对照翻译体例便于读者识别药物、药性，结合验方了解配伍方法，是非常好的医药书。但由于彝文没有标注音标，对不懂彝文和不熟悉汉文药物名称的普通群众还是会有识读障碍。

5.《红河彝族道德经》

《红河彝族道德经》为《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之第七卷，普璋开等翻译，2007年4月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由楚雄州州委、州人民政府牵头实施，先后收集、整理、出版了106卷，包括彝文文献与口碑文献两类，类型齐全，篇幅宏大，汇聚自古以来彝族人民的精神和智慧，是当代滇川黔贵四省区彝语文工作者优秀作品之大集成。

《红河彝族道德经》的彝文部分采用手写扫描，在章节结构上分为古籍篇目彩页、总序言（中英文）、前言（中英文）、凡例子（中英文）、目录（中英文）、正文。正文的翻译体例有两个层次：《凡例》部分说明了正文四行体译注格式，即“彝文文献译注为彝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即四行对译，后面加汉文意译整理及注释；……彝文文献译注卷首彝文影印插页，为该卷文献原本部分页面。

例５：《红河彝族道德经》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



这种四行体对照翻译体例在彝文古籍翻译中被普遍采用。汉文意译部分保留了彝文古典的五言和七言格式。总序、前言等部分的中英文互译，便于向海外学者推荐彝族文化，促进文化的交流。彝文手写扫描方式保留了优美的手写体，版面也干净整齐，读者看着也舒服。但是这种文字处理方式需要把文字先抄写好再扫描裁剪编排，文字抄写和扫描排版工程量大。

6.《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

《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普梅笑翻译，2017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收录了《石屏县龙武镇脚白母、雨梯村邱氏彝文家谱》《石屏县哨冲镇竜黑村罗氏彝文家谱》《石屏县龙武镇柏木租村李氏彝文家谱》《石屏县龙武镇雨梯村普氏彝文家谱》。

《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全书的文本框架结构为总序、前言、目录、正文、附录、后记。为使各姓氏家谱编撰体例、内容梗概一目了然，根据每份家谱情节内容分出了小节。章节内部结构为：一、家谱调查实录；二、彝文家谱影印件；三、家谱译注：分段落逐句注音句译、脚注、白话文翻译；四、氏族男系祖先、迁徙路线的介绍。

《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的翻译体例是五位一体的结构，即古籍影印件＋读音＋句译＋白话文＋注释。其中，彝文部分采用原件影印件，真实反映古籍原件内容。译注部分严格遵循原件，按读音、句译、进行了逐句翻译。读音采用拉丁字母逐句注音。逐句翻译遵循原书体例，兼顾彝文与汉文的对应关系。白话文部分将五言体的格律诗翻译成故事性的白话文，把隐含在诗体语言中的内涵和外延都挖掘出来，概括了原文意思，便于读者掌握家谱内容大意。注释部分是对正文中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对原书中出现的错误的校正。

例６：《石屏彝族文献家谱译注》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拉丁字母注音与句译、白话文、注释）



该作品将民间习俗调研与翻译相结合，全方位展示家谱内容与家族状况，在每个章节的第一部分都简要介绍了家谱概况和调查实录，为文献学、史学、民族学研究提供了真实材料。家谱概况部分以图片形式展现各家谱姓氏目前的自然生存空间，用数字描述家谱的抄本规格，详细介绍了家谱内容和过世祖妣登谱情况等。调查实录部分则记录了课题组寻访、采录家谱资料的经历和本书作者多次下乡调研的情况。

7.《彝族阿哩》

《彝族阿哩》为普寿有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在2013-2014年相继出版的一套丛书，包括生辰长诗卷、爱恋长诗卷、念想长诗卷、寿终长诗卷四卷。彝族“阿哩”作为彝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相传，延续至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能够完整传唱“阿哩”的民间艺人大多年事已高，“阿哩”不断失传。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民宗局通过大量的摸底调查，了解到龙武镇阿迷拉可村80多岁高龄的彝族民间艺人邱忠贵老人掌握彝族“阿哩”最多，且内容完整。为了抢救保护邱忠贵老艺人掌握的“阿哩”叙事长诗，从2011年开始组织十多名精干人员开展收集采录工作，共采集磁带162盘，翻译整理约12万行，最终形成四卷长诗。通过对邱忠贵口述的阿哩叙史献长诗进行收集整理和翻译出版，为抢救保护和传承彝族的其他口传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套丛书的翻译体例为汉文意译，加标点，有脚注。由于全都是彝语对唱和口述资料，演唱者年纪大，又不能用汉语解释，翻译整理工作十分艰难。三卷后记中提到了其翻译整理方式和难度问题。“翻译整理中注重三个问题：一是注重民间讲述风格，只要不影响情节的连贯性，尽量保持原貌，不去做大的增删调整；二是在反复静听录音的基础上，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先逐字逐句翻译，然后连字成句、连句成段、连段成篇；三是注重阿哩的五字句特点，虽然彝语翻译成汉语时难度很大，但在翻译整理时为保持风格一致全书用五字句。

例７：《彝族阿哩念想长诗卷》翻译体例（依次为汉文意译、脚注）



但可惜的是，这162盘磁带录音内容并未与书一起出版发行，12万行的彝语口头文学也没有用本民族文字记录下来，汉文整理经过了语言的转写和美化之后，很难回译成原来的话语，从而失去了本真的内涵。

8.《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

《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待出版）由普梅笑收集整理，属于贵州民族大学张学立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19JZD031）子项目，目前已收集整理翻译古歌6000余行。古歌是口传古籍，没有文字记载，以往的古歌类翻译多为单行体汉语意译。《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根据古歌录音转写出古彝文，采用滇南古彝文电脑输入法输入。滇南古彝文电脑输入法由红河学院李金发副教授根据普璋开等编著的《滇南彝文字典》研发，字库容量大，并对古彝文作了形、音、意的固定，适用于整个滇南彝区古籍研究和古彝文教学。输入法采用拉丁字母输入，有彝语基础或懂国际音标的使用者可以根据国际音标、尼苏口语、纳苏口语对照表快速掌握，方便快捷。

该作品对古歌词采用了四行体译注翻译体例，即彝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除了古歌的彝文转写，还计划拍摄演唱和诵读古歌的视频，可以为丧葬习俗歌研究者提供哭腔和古歌韵律等音视频资料。

例８：《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翻译体例（依次为彝文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汉文意译）



古歌词记录转写成古彝文、彝文电脑输入、彝文音形意固定这三个特点是《滇南彝族丧葬习俗歌译注》的最新体验。唱词的彝文转写把口碑古籍以文字的形态固定下来，彝文的电脑输入法让我们告别了彝文手写扫描的时代。彝文音、形、意固定使彝文不再使用同音、近音替代，避免了语义混乱。国际音标注音、汉语直译、意译对照，方便读者学习和阅读。

三、对彝文古籍翻译体例新模式的探讨

（一）彝语南部方言古籍翻译体例的发展变化

通过对上述八部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彝文古籍翻译体例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变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符合现代读者和研究者对于素材的需求。

具体来讲，彝语南部方言古籍常见翻译体例呈现了以下的发展变化趋势：

1.从单行体到多行体，翻译体例越来越完善

我们抢救保护、翻译整理彝族古籍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全面认识和了解彝族社会历史，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开发利用优秀文化资源，实现古今结合、古为今用，实现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彝文古籍翻译体例从单行体到多行体，体例越完善，信息量越大，可读性和参考价值就越大。单行体翻译文本，没有彝文对照，虽然保留了彝文诗体语言的格律，但若把翻译文本作为研究诗体语言本身的内容，就失去了语音的部分，并不可靠，只能作为理解作品大意的内容。彝文、注音、汉文意译的三行体，可以实现彝汉文的对照阅读，让读者对彝汉两种文字体系有大致的了解和认识。注音可以作为学习、研究彝文和彝语方音的基础。如，《石屏彝族家谱文献译注》将原件图片、读音、句译、白话文、注释这五个层次相结合，形成了“五位一体”的翻译体例。与彝文古籍翻译常用的四行体、三行体、两行体和单行体相比，这种翻译体例更尊重文献资料，展示了文献原貌，增加了资料的可信度，帮助专家学者发现更多彝汉文化交流交融的痕迹和语言文字变化规律等。民俗调研与翻译相结合，对家谱内容与家族发展状况的全方位考察，为文献学、地方史学、民族学研究提供了真实材料。白话文翻译部分解决了五言对照翻译体例无法展开的故事情节，理顺了事件的发展变化，挖掘了彝族诗体语言的深层内涵，拓展了外延。

2.从无到有的古籍原件展示

由于过去的技术限制和成本控制，翻译整理古籍的过程中我们很难做到把古籍原件真实地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古籍的历史感和真实感。但现在照相机、手机都有高清像素，记录采集资料相当方便快捷。印刷技术也进步了，即使不能完全彩印展示，也可以实现部分黑白印刷展示。特别是在医药古籍的翻译整理作品中，药物图片对于药物真假的鉴别非常重要。有些纯粹以古籍原件展示为主的古籍典藏类，其价值在于收集保存了古籍原件数据资料，期待更高质量的翻译整理能让其价值进一步升华。

3.记录方式多样化，越来越全面方便

在文字记录方面，古籍翻译整理曾经历了从复写纸刻写、铅字排印、手写扫描、原件拍照、电脑输入等阶段和形式。在素材收集方面经历了手写记录、磁带录音、录音笔录音和音视频拍摄等技术手段和方式。这些方法、技术和手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对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辅助研究和成果展示作用。当下，科技发展迅速，各种记录方式可以并举使用。从书面到电子屏幕，从文字翻译到音视频结合的民俗实况记录，从单一平面到立体多维视角的多媒态展示，为我们的研究扩展了时间和空间，也提高了抢救保护、翻译整理古籍的效率。

（二）彝文古籍翻译体例新模式

本文通过对列举的八部作品进行介绍和分析，以及对彝文古籍翻译体例发展变化和规律的思考，归纳出了能够体现古籍内容和价值的十个要素：原件图片、彝文、音标、直译、意译、注释、白话文、调查实录、音频、视频。如下表所示：

我们可以发现单行体只注重彝汉文之间的意思转换；彝文＋汉文意译的体例，关注文字的语义对照；彝文＋音标＋汉文意译的体例，关注字形、语音和意思，可以拓展到方言方音研究；彝文＋音标＋汉文直译＋汉文意译，这个体例是运用最多最广泛的古籍翻译体例，既为彝族诗体语言的结构、修辞等研究提供了依据，增加诵读、演唱的音频视频，又为音律研究提供了素材，并且保留了古籍运用的场域情境。古籍原件、彝文、音标、汉文直译、汉文意译、注释、白话文翻译、音频、视频、田野调查实录等，这些要素每增加一项，古籍翻译作品的可读性和实用性也会增加，它的价值就会不断增长。

结语

现代社会研究设备齐全、技术先进、信息获取方便快捷，研究人员都能掌握并运用。学术上跨学科、跨区域的协作研究很普遍，在同一个课题中不同学科的专业人才可以通过合作，充分发挥各个要素的作用，使研究成果多样化。笔者认为，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彝文古籍翻译作品价值的最优化、最大化，关键在于对古籍原件、彝文、音标、直译、意译、注释、白话文翻译、音频、视频、田野调查实录等各要素的选择和成果展示方式。为了更全面、更深入、更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彝文古籍文献，我们在今后的翻译整理过程中应该最大限度地选取更多要素，以满足彝文古籍在保护传承、学习交流和学术研究方面的需求。原文刊载于《民族翻译》2022年第2期（总第127期），注释详见原刊。（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作者简介

普梅笑，女，彝族，云南省红河州民族研究所一级翻译。在国内公开刊物发表论文十多篇，参与翻译出版彝文文献译注《红河彝族传世史诗》《红河彝族行孝积德故事》《红河彝族道德经》《太阳女月亮儿》，参编《滇南彝文字典》《云南规范彝文彝汉词典》，汇编《红河彝学研究文集（二）》《红河彝族创世史诗选编》。主要研究方向：彝文古籍翻译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