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下的传统彝族花灯

三、传统花灯的调适与新生

与传统相比，政府主导下的彝族花灯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再那么传统了。这种改变是适应时代变化而作出的积极调适。这一调适让本已陷入生存困境的彝族花灯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永宁村彝族花灯是在边疆文化与内地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产生的，至今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同治年间，永宁村即已有了花灯演唱活动。后经永宁村第二代花灯艺人李展的努力，彝族花灯开始传播至蒙自县其他村寨以及建水、开远、个旧等地，从而形成了较为兴盛的局面。它是一种集歌、舞、剧于一体的地方民间戏剧，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多为红白喜事服务，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因而很受当地人的喜欢。

文化遗产日前的这场演出继续保留了花灯演唱的娱乐特色，但同时花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上，花灯大多是以行会形式应主家之邀在红白喜事中表演的，它特别注重娱乐功能。而在国家力量介入下的这场演出中，花灯在保留其娱乐功能的同时特别强调了其政治宣传的功能。演出活动中，“八荣八耻”、“计划生育”、“和谐社会”等国家符号以及颂扬党的“好干部”成为了演出的重要内容，国家意志在传统民俗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宣传。村民们在得到娱乐的同时又一次接受了国家对他们进行的政治宣传与教育活动。由此可见，彝族花灯在这场演出中更多地成为了宣扬国家意志的工具，它似乎变得不那么传统了。

在彝族花灯不再那么传统之前，它在传承方面已经面临困境。实际上，在国家力量介入彝族花灯演出之前，永宁村这个红河州彝族花灯发祥地的花灯演出已经呈现出颓势。在调查中发现，村里能够进行花灯演唱的大多为中老年人，而很少有年轻人。彝族花灯这一地方民间戏剧在传承方面已经存在一个断层。即使是那些会花灯表演的村民，他们有的也已很多年没有进行演出活动了。一个以中年人为主的花灯行会的会员告诉我，他们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再进行表演了。为了进行这次表演，他们还专门排练了几个晚上，演出服也是从县城歌舞团租借过来的。而当他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村里有很多花灯行会，花灯演出也非常热闹。但是，现在村里只有不多的几个行会还继续在红白喜事中娱乐着村民。

永宁彝族花灯的传承出现颓势与它生存环境的变化是相关的。作为一种存在于村民生活之中的民俗活动，彝族花灯也是有其功能的。一般而言，民俗有四种功能，即教化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调节功能。传统彝族花灯的功能主要是调节功能中的娱乐功能，它能够通过花灯演唱活动使人们得到娱乐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花灯的这种娱乐功能是建基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传统农耕社会的变化必然会导致花灯这一传统民俗的变化。在传统农耕社会，文化生活并不丰富，人们多以花灯演唱等民俗活动来满足文化生活的需要。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兴起，各种现代化娱乐工具，尤其是电视机的普及，使得人们的娱乐需要有了一个更加方便的满足途径。在电视机等现代化娱乐设施的冲击下，彝族传统花灯演唱对村民所具有的吸引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从此，电视机所带来的娱乐私秘化逐渐地取代了花灯演唱的娱乐公开化。

在原有生存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不适时地对彝族花灯进行调适，那么它的继续存延是不大可能的。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彝族花灯也会因“其功能的变化而变化，其功能的消亡而消亡”。功能的变化也就成了民俗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而彝族花灯功能的变化是指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掘新的社会功能，从而进一步增加或凸显它原有的社会功能。只有如此，彝族花灯才会摆脱逐渐衰微乃至最终消失的命运。

当生活于永宁村的村民因电视机等现代娱乐设施的普及而逐渐忽略了传统花灯的时候，主流社会却在现代化中取得经济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发现，它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几乎荡然无存了，而在那些它们平时忽略的边缘社会却保留了许多传统文化。从此，正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主流社会也“发现”了边缘社会。这种发现为彝族花灯等传统文化转化功能提供了一次契机，也为这些濒危的传统文化创造了继续存在的条件。

正在这个时候，国家力量介入了进来，从而促使彝族花灯在功能方面发生了变化。就永宁村的这次演出来看，它表现为在政府主持下将彝族花灯申报为省级乃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努力，但更深层次地却是在为获得潜在的经济利益博弈。在我国，申遗成功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非常明显和突出。在将彝族花灯申报为省级乃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国家作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基本的组织要素”出场了。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它有责任发展地方经济并能够从地方经济的发展中获取收入来维持其生存。从村民的角度来说，如果申遗成功，他们的经济收入会增加，日子也会越过越好。因此，国家与村民在申遗方面就达成了协议，政府出政策、资金以及人员支持彝族花灯各项活动，而村民则积极参与由政府组织的各项花灯演唱活动。在国家与村民共同努力下，彝族花灯的娱乐功能继续得以延续，同时它还增加了政治宣传功能、经济功能。

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给彝族花灯这种延存陷入困境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2005年3月10日，永宁村成立了彝族花灯传习馆。这是红河州目前唯一的一个彝族花灯传习馆。彝族花灯在村里的年轻人中又活跃了起来。在永宁村的这次活动中我们发现，有一支由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组成的队伍也参加了演出。据村民介绍，这支队伍中的女孩子以前大多并不会花灯演唱，但在传习馆里学会了这些。村民还介绍，村里也有小孩在传习馆里学习彝族花灯的演唱。在国家力量的介入下，永宁村久已不进行花灯演唱的人们再一起舞了起来，从来不会花灯演唱的年轻人也开始唱了起来。彝族花灯在它的发祥地又一次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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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6月8日，笔者参观了在永宁村举行的“蒙自县•2007年中国‘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文艺演出”。除了特别注明外，本文有关彝族花灯的资料都出于此次调查。本研究得到了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项目——云南民族文化与产业研究基地课题《云南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研究》专项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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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篇目

1、参见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1页。

2、参见冯骥才：《文化遗产日的意义》，载《上海文学》2007年第2期。

3、参见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4、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5、参见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6、参见陈庆德等：《发展人类学引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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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师    地址：云南省蒙自县红河学院人文学院；邮编：661100；联系电话：13508833622或0873－3698513（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