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dFlower ＆ Soft Stone ——给 麦吉木呷 ◆门杰儿·达央 （藏族） 哎，先生，好人已死， 那些心中干枯如夏日尘土的人 却熬到最后。 《荒屋》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
·1· 托马斯·曼曾这样赞美和描述歌德：“出色的自恋，过分严肃的自负，极其关注自我完善与启示及个人天赋的锤炼，这一切是‘虚荣’这个狭隘字眼无法承载的”。 作为贵族时代向民主时代过度的最后一位经典作家，曼的叙述让我们惊奇而又伤感，诗人们似乎不再领导或是影响时代的精神和潮流，历史充满了不安与嘲讽，真正的诗人被大众文化的垃圾所隐藏和悬置到我们时代的边缘，他们亦或沉默，亦或成为反潮流的牺牲品，或是成为某一种意识形态的附庸和工具，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和压力，有时，他们甚至迅速的变卖和强奸自己的灵魂。 所有崇高迷人的语汇，如爱情、诗人、信任、真诚……也在一个由语言的专制，情感拼凑所主导和控制的社会中被反复的涤荡和消解，这些词汇的本然早已被日常的语言状态遗忘和抛弃了，这些结果所导致的问题之一就是人们不再会去接受某一种终极的智识立场或是价值标准，他们变得怀疑一切，玩世不恭，却又不可救药的期待好运和奇迹。 在我们的时代，谈论或是描述诗人不仅奢侈，而且不合时宜。人们不仅蔑视文化，而且侮辱文化。自从1914年开始至今，世界的某些地方，诗人不仅遭受流亡和拘捕，甚至面对有计划的屠杀与灭绝。1955年德国的《棱镜》杂志刊登了西奥多·阿多诺关于文化批评的长文，作为20世纪最为深刻和尖锐的批评家，他用一种罕见的深刻笔触和某种延生出无限断裂破碎意识的语调评论道：“文化批判面对的，是文化与野蛮辩证法的最后阶段：继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里阿多诺成功的预见到人类文化境况和公共生活的走向，也如符咒和恶誓一般指出现代诗人的处境和地位。更是悲剧的催生出人类智识运动和精神发展中一个我们很难再次攻破或是逾越的“黑暗堡垒”。 柏拉图意欲在他的理想国中驱逐荷马，斯大林更是无法忍受曼海尔施塔姆……权力和秩序天生偏爱整齐划一以及合唱团般的和谐，这两种秩序和表达从根本上拒绝任何的创造力和情绪的释放，这些伟大的情愫曾经，还有现在，只属于诗人。20世纪真正的诗人，没有让上帝失望，切斯瓦夫·米沃什、阿赫玛托娃、约瑟夫·布罗斯基、W·H·奥登，等等等等。他们强调存在的尊严和价值，唤醒和留存记忆的因子，并且树立旗帜和丰碑，指引和引领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们。正是这些伟大的诗人们，如同孕育自由的子宫一般，无论我们处于何种可怖和糟糕的状态之中，总是给予热爱生活的人们无尽的力量。 我至今无法忘记我在大学时代所遭遇的几位诗人，但是遗憾的是，我无法在这里提及他们的姓名和作品，我们年岁相差不大，似乎也都嗜酒如命，那些油印的小册子在午夜的酒馆里被疯狂的传递和朗诵，我相信那些纤细的印刷字体不仅成为某些人至关重要的智力启蒙读物，更成为改变他们命运的开端。他们拥有天赋的激情和使命感，这在同时代的青年里极为罕见，也注定了他们与所处时代的格格不入，好像是在昨天，他们谈论诗歌和理想，而现在，他们则苦苦挣扎。 他们都是“局外人”，或者被遗忘，或者被消灭。 为何，在我们的时代，真正的诗人普遍性的溃败和退缩，他们不再出现于前台甚至幕后，以至于绝迹？任何从政治体制或是历史主义的分析早已不再新鲜和动人了，也许，以赛亚·柏林的论述会让我们更加清醒的认识导致我们这个时代里，诗人全然溃败和远离潮流的众多隐秘元素中的一个关键点，正如那个无法解决的，永恒的“马基雅维利之谜”一样，柏林在一篇分析希特勒戏剧的文章中说道：“他们之所以死的无足轻重是因为他们身于一个无法给予他们用武之地的社会；他们是多余的人；之所以多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优越于他人，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一点，他们的道德优越于他们周围的人，但却没有机会挑战市侩、奴隶、傀儡们所形成的可怕势力，以此证明他们自己。” 诗人总是在我们之中因为较多的保留了孩童的特质，而显得这般的特别和不同，他们童年的感知力总有着伟大的持久性，正是这种伟大的，永不飘逝和固结起来的感知力赋予伟大的诗人们“烈火般的想象力”，这些伟大的诗人为我们的文明灌注道德和良心的血液，让我们世界一次次从精神崩溃的边缘苏醒。对于每一个真正的诗人而言，作为人类历史中最古老的存在之一，时间和历史（如果的确存在这种东西）已经证明，他们不但超越时间和空间，并且超越信仰和部族。死亡对于他们即是重生。 ·2· “文化战士”，当我问及M对于诗人的印象时，他这样回答。遇到M是在一个酒吧，他的面部轻微的浮肿，那是酒精和夜生活过度的表征，他用彝文写作，偶尔也用汉语，他的彝文诗歌也被翻译为汉语，发表于刊物和报纸。第一次见面的不适和谨慎很快被愉快的歌声和酒杯冲淡。进入研究生的生活之前，他是一名记者，记者的生活让他感到厌倦和疲惫，太多的审查和禁令了。辞职后他决定继续学习传统的文化，这不仅与一个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族裔愈演愈烈的身份认同危机有关，本质上更是和某种“语言的流亡”状态有关，不论世界毁灭与否，母语都是每一个人最后的教堂和庙宇，它不仅提供身份认同与交流的便利，而且保全个体的灵魂健全的发育和生长，也决定和体现一个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态度。在加缪和萨义德看来，任何形式的流亡总是一种最为悲惨和绝望的命运，而正是这种无休止的绝望和悲惨之中蕴含了无限的创造力和对世界最为深邃的认识，这种深邃的认识……既来源于足以杀戮心灵的孤独，也源于某种极端和温柔的死亡体验。 无数的报道和统计数字似乎表明，这个国家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在那些“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贫穷和愚昧仍然蒙蔽和挟制人们的心灵。对于传统的骄傲无时无刻不让M自信和充满善意，但故乡的贫困和一成不变也让他困惑甚至愤怒。他对民族的感情有着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和把握，这在一个“泛民族主义”的时代背景中极为可贵，但是当个人面对集体甚至族群之时，M似乎又在不知所措之中陷入一种可怕的断裂感，这种断裂感产生的根源，不仅囊括传统和现代的博弈，或把它描述一种耶路撒冷和雅典的永恒对决。它更是指涉出“启蒙运动”的一种结果……当人类完成以理性和科学建造一个新世界的愿望达成后，人类灵魂的“无根”和“荒凉”对于每一个“现代人”所造成的后果。确切的讲，我们都是这种结果的种子————“恶之花”。 M最喜欢波德莱尔，作为两个世纪前浪漫主义运动末期最为伟大的诗人，阿蒂尔·兰波盛赞让他是：“诗人中的国王，真的上帝。”《恶之花》使M感到震撼和兴奋。波德莱尔笔下19世纪的巴黎与我们的时代有着太多的相似性， 原始的积累和增长逐渐悄然无息的陷入停滞，物质的急速增长不仅未能激发一个社会的多样性，更是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和灵魂，人群享受“无边界”的自由带来的狂喜和快感，权威不断的萎缩和减退，却又似乎无处不在，一朵又一朵的“恶之花”体验着狂喜时代带来的一切欢愉，却又无时无刻不陷入到由虚无和单调共同浇筑的泥沼中忍受焦灼的煎熬。波德莱尔看到这些不断堆积和覆盖起来的“恶之花”，似乎无力去迎接一个新的世界，却也希望恶的反面可以生长和培育一种更为强大的爱。波德莱尔的愿望实现了吗？是否？这个愿望还有意义？ 对于民族的热爱和眷恋让促使他用母语写诗，这又如何不会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呢？我无从对于M的诗歌写作的技艺或是形式发表任何看法，我认为我既无资格，也无权力。我只祝愿M的学习生活顺利，米沃什曾如此严肃而又令人信服的说过：“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一生中有多少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在那里而不是在别处，我们做好了参与我们文明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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