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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